1940年初，有“球王”之称的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在荷属东印度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新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抗战期间“尤不应忽视体育”，体育在战时能“增厚国力”，在战后可“重整国基”，“接办世运大会的芬兰小国，在火上眉梢、风声鹤唳的危机下，仍未肯放弃主办的权利，大必烈颠国在总动员的紧张形态下，还依旧保持着冬季足球赛会的大部份〔分〕活动，凡兹种种，都是抗战期中不忘体育的大好明证”。作为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在战时不仅大声疾呼“抗战毋忘体育”，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体育抗战”的实践，将抗日战争与中国体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

　　体育与战争关系密切。体育既可服务于军事训练，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亦可传递制止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体育在战争中与军事和政治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学界对于“体育与抗战”这一议题的既有研究，多从体育运动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关注战时不同区域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思想的演进和体育机构的运作等情况。另有学者在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框架下，将战时体育视为近代中国“强种救国”思想及实践的产物，突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勾勒出战时体育的主要特点和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若干缺失。前者将体育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领域，侧重描摹其本身的演进，弱化了体育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联。后者将体育视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力量的衍生物或附属品，较少关注体育的内在逻辑和主体性。对于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研究，应建立国际视野，将战时日本的体育政策及其实践，特别是中日之间围绕体育展开的对峙与竞争，纳入比较和考察的范围。对于“体育与抗战”这一议题的研究，自应进一步扩展视野，探索路径。

　　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开，从政治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战时体育作为一个多方互动的领域，纳入抗战史的整体视野。同时尝试打破既往研究局限于某一机构或区域的做法，选择将视线聚焦在穿梭于不同政治环境和区域社会中的体育人物，以此透视体育在战时的角色与功能。本文以“球王”李惠堂在战时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报刊、档案、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多种史料，叙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足球为“武器”，在香港、广东和西南大后方从事抗战活动的经历，试图对“战争与体育”的关系提出新的思考。

　　1939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言及战时国内体育界的现状时写道，“现在，除了上海孤岛里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跃外，体育之能保持常态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这里因为流亡者的麕聚，人材〔才〕的源源而来，体育的动态反觉加倍热闹，成了全国的重心”。香港是中国较早接受和传播西式体育运动的地区。源自英国的现代足球，于19世纪晚期传入香港，并逐渐成为华人积极参与的大众活动。香港足球的竞技实力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亚洲顶尖水平，以香港球员为班底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赢得九连冠，并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为数不多的亮点。

　　在香港乃至亚洲足坛大放异彩的李惠堂，是近代香港足球及整个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1905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他于1922年加入香港南华体育会所属足球队，帮助球队于1923-1924赛季首次赢得香港甲组联赛冠军。在以国脚身份参加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李惠堂因家庭问题离港赴沪，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指导员，随后网罗上海各大学精英球员，创建乐华足球队并带队称雄沪上，结束了西方人球队长期统治上海足坛的历史。1931年乐华队解散后，李惠堂返港重回南华队。1936年，李惠堂以中国足球队队长暨中国代表团旗手身份出席柏林奥运会，并于赛后率队在欧洲进行巡回比赛，达到个人竞技生涯的巅峰。

　　李惠堂素怀“体育救国”的理想，并在足球场上将其付诸实践。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渐上升，体育也成为双方进行角力的战场。1934年，日本提议接纳伪满洲国加入远东体育协会，将体育议题作为操弄政治的手段。日方的做法，受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同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期间的中日足球比赛，因中日两国矛盾不断深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在两队一度战成3∶3的局面下，李惠堂顶住压力，罚入关键的制胜点球，帮助中国队夺得足球项目的锦标，成为捍卫国家尊严和荣誉的体育英雄。

　　李惠堂虽以体育成就闻名于世，但因家庭渊源与事业需要，与政商各界也有密切互动。李惠堂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李浩如为香港著名建筑商人，曾被张之洞奏保为粤汉铁路工程特使，生意遍及省港。李惠堂早年在港就读皇仁书院期间，一度承父命选择休学，返家助理公司业务。在上海期间，极富商业头脑的李惠堂利用自己作为体育明星的影响力，涉入各种商业活动。由沪返港后，除效力于南华体育会外，他还担任瑞典洋行秘书，并曾代表华安保险公司前往荷属东印度开拓业务。李惠堂与政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叔父李大超为要人吴铁城的重要亲信，在政治上对李惠堂多有引导。在李大超的介绍下，李惠堂于20世纪30年代加入。1937年春，吴铁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在李大超的引荐和吴铁城的安排下，广州市政府出面聘任李惠堂为设计委员，委托其主持省城的体育规划。吴还在李率南华队访问南洋之前，任命其为省政府的“考察专员”，冀图借助体育交流的机会，扩大在东南亚华侨界的影响。李惠堂在香港体育界之声望，在战时亦为负责港澳事务的吴铁城所利用。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香港华人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举行义卖或捐款，以此支援祖国抗战。国民政府积极利用香港这一重要窗口，募集并接收资金和物资。李惠堂与香港足坛也于这一时期加入抗日救亡的浪潮，其最为重要的举动是发起、组织和参与各种体育义赛，以此筹款救济沦陷区民众以及受到战事影响的伤兵和难民。有人分析称：“足球比赛在香港，吸引力最大。豪绅显爵，九流三教，踊跃看球。亦唯有这方面最能赚钱，有钱人亦最肯掏腰包，所以，以足球比赛的门票收入，来赈济祖国伤兵难胞，实在是一个很上乘的办法。”

　　七七事变后，李惠堂所属的南华体育会创办港侨体育界非常时期服务团，集合香港体育界爱国力量，发起包括足球义赛在内的多项活动。作为南华队的旗帜人物，同时也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李惠堂能否出场比赛，往往成为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焦点。1937年李惠堂率队出访荷属东印度时，在比赛中胫骨严重受伤，曾萌生退役之念。抗战足球义赛兴起后，各慈善机构为求活动成功，纷纷央求李惠堂参赛，“以厚收入”，使他展缓退役计划。1938年下半年，李惠堂伤愈后重返足坛，成为轰动香港体育界的消息。“双十节”当天，在加路连山南华球场举行的“国庆日足球义赛”，由南华队对阵西方人球会陆军联队。这场义赛由香港儿童保育会、香港中国妇女会和妇女新生活促进会等机构联合发起，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李惠堂于此场合复出，成为义赛的重要看点。《大公报》在为比赛进行预热宣传时，特别提到李惠堂“仗义出场”，鼓动港人“见义勇为，大开方便之门，踊跃购券”。比赛当天有近万观众到场，气氛极其热烈。李惠堂在比赛中攻入一球，助南华队以3∶0取胜。通过销售门票和，本场比赛为伤兵和难民募款3000余港币。在以球员身份参加比赛的同时，李惠堂还多次应邀以裁判员身份在部分义赛中亮相。

　　除此之外，李惠堂亦发挥自身的领导才能，发起和组织足球义赛。1938年底，他领衔发起“滑稽化装足球义赛”。他称，此趣味球赛虽是“一出破天荒喜剧”，但“可不要只顾目前，别忘记了前线的忠烈将士们的浴血牺牲，战区的难胞们的饥寒交迫”，呼吁球迷“加倍输财出力，多多益善，使结果圆圆满满”。1941年2月，曾与李惠堂共同效力于上海乐华队和国家队的队友陈镇和，以军飞行员身份驾机在兰州上空遭遇空难，机毁人亡。消息传至香港，令香港足坛备感悲痛。为纪念陈镇和、鼓舞国人抗战斗志，李惠堂和曾经的国家队队友、时任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随从参谋的徐亨，共同联络香港体育界，与陈镇和母校暨南大学的香港同学会一道，组织足球义赛。这场极具政治意味的足球比赛，得到吴铁城、王正廷和杜月笙等在港国民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的积极响应。5月3日，举行比赛的南华球场“高悬烈士遗像，两旁分挂旗，台上挽联花圈，琳琅满目，大会工作人员，一律臂缠黑纱”，气氛悲壮肃穆。球赛开始之前，李惠堂发表演说，并领导全体到场者默哀3分钟。本场义赛共募得港币2000余元，社会反响强烈。

　　足球义赛的兴盛，是七七事变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以筹募善款为目的的各种游乐活动，既反映时局的紧张气氛，又体现社会的平稳心态。绝大多数港人虽关注战事动态，但并不相信日军会将战火延烧至香港。李惠堂与香港足坛人士，虽积极参与各种抗战活动，但也按部就班地从事体育与商业活动。香港足球联赛与各项杯赛在此期间均顺利进行，并未受到影响。华北和华东多地沦陷后，许多优秀的足球选手从天津和上海等地来港，使香港足坛一时汇聚了更多球星。作为战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香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也延续战前的做法，担负着助力中国参与国际体育的任务。1938年，日本宣布放弃194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国际奥委会遂决定将赛会移至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下文简称“中华体协”）仍力主派代表参会。1939年3月，中华体协总干事沈嗣良到港，循例与李惠堂等香港足球界代表讨论组队事宜，得到港方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配合。

　　香港足球的对外交流，亦大体照常，特别是与东南亚之间的日常足球交流仍在延续。因当时香港足坛仍本“业余主义”精神，球员名义上并非以踢球作为主要职业，不得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所以在一个赛季结束后，香港各球会通常以“南游”的方式前往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香港以南的华人聚居区进行表演赛，赚取额外收入。作为南华队头号球星，李惠堂的名字在球队历次“南游”中均被作为宣传招牌。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华队无法北上比赛，“南游”的作用更为重要。李惠堂于1937年“南游”途中受伤，但次年复出后，并未缺席后续的“南游”赛事。在此期间，李惠堂还参与其他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除原本所兼瑞典洋行秘书一职，李惠堂还担任香港银行业业余联谊会顾问，并在赛马活动中公开亮相，以此延伸自己的商业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从内地延伸到香港。体育作为与政商各界密切互动的社会板块，不免受到影响。李惠堂一方面将组织和参与足球义赛作为其实践“体育救国”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将体育与商业相结合，保持体育活动在香港的正常节律。1941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香港上空战云密布，社会气氛日益紧张。11月末12月初，香港足球联赛被迫暂停改期。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次日对英美宣战，发起对香港的攻击，于圣诞节当天迫使在港英军全部投降，李惠堂的体育人生亦因香港沦陷发生重大改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粉饰殖民统治，将自身与各伪政权之间的足球交流作为其宣传“大东亚共荣”的政治工具。在此背景下，李惠堂于香港沦陷伊始，即被裹挟入一场日伪势力策划下的政治旋涡。1942年上半年，日方发起“东亚运动大会”，邀集伪满、汪伪等伪政权参加。汪伪政权以“中国体育协会”的名义召集“首届全国体育代表大会”，宣布“复兴民族体育”的若干政策，“其中尤以敦促香港足球健儿来归最为扼要”。汪伪政权极其看重李惠堂的地位和影响，极力进行争取。伪中国体育协会理事暨“东亚运动大会”筹备委员徐英携带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致李惠堂的亲笔函件，于当年7月专程搭机前往香港，促动李氏北上。面对日伪的拉拢，李惠堂展开各种周旋。他托人带给叔父李大超一封信件，告知拒不附敌，正在设计脱险。得知徐英来港的消息后，李惠堂以赴澳门踢球的名义离港赴澳，又“从澳门化装到广州湾”，成功脱离日伪的控制。

　　1942年9月，李惠堂返抵原籍五华县锡坑乡省亲，在当地受到欢迎。他少年时曾在此居住，接受了早期的足球启蒙。地方人士慕“球王”声名，希望其留乡担任足球队指导。李惠堂得此机缘，遂与广东地方社会展开互动。足球运动在粤东地区的开展，与当地客家人的族群文化认同有着密切关联。五华县在清代属广东嘉应州，与邻近的梅县和兴宁等地同为客家人聚居地。清末，当地士子对客家人的族群身份已建立起强烈的认同。辛亥革命以来，客家人在广东政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客家人的族群意识进一步增强。20世纪30年代，足球成为广东客家人用以构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1934年和1936年，梅县足球队两次在广东省运动会足球比赛中折桂，这一成就不仅令客家人聚居地区倍感荣耀，也在旅居省港的客家人出身的政客、商人和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在旅港嘉属商会的安排下，梅县足球队以省运会冠军之名访问香港，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成绩的宣传效应。

　　李惠堂在战时返乡，在整个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引起一股足球热潮。在其宗族亲属的邀请下，李惠堂前往五华县内各大圩镇和乡村进行巡回足球表演，又组织当地爱好足球的体育教师、学生、农民和商人合组五华足球队。邻近的兴宁县为增筹县体育馆经费，函邀李惠堂前往举办比赛，获其应允。远在临时省会韶关的嘉应同乡会也不甘落后。该会组织中山足球队，通过李大超的关系，聘请李惠堂担任教练。

　　最期待李惠堂来访的，是足球重镇梅县。战时的梅县体育界亦如沦陷前的香港，时常举行各种足球义赛，为抗战募集资金和物资，以此彰显地方对国家的贡献。梅县足球的影响力，在战时也超越县域范围，成为更高级别官员用于展示地方文化和治理成绩的工具。1941年，梅县足球队夺得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之名命名的“汉魂杯”足球赛冠军，其表现得到余汉谋、李汉魂和香翰屏等粤省军政要员的赞赏。以梅县球员为主力的广东省体育访问团足球队，于当年出访桂林，取得全胜。梅县足球的表现，甚至引起时在江西从事“新赣南”建设的蒋经国的注意。

　　梅县足坛人士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李惠堂的到访。作为旅港客家人，李惠堂此前曾助力梅县足球的发展。梅县队在访问香港期间，获得李惠堂的接待和指导。拥有体育明星光环和客家人身份的李惠堂，深受梅县民众的认可。外界对于梅县，也产生此地为“球王李惠堂故乡”的认知。梅县体育界一方面仰慕李惠堂的球技和气度，盼望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增强地方体育氛围，另一方面也隐隐存有竞争意识，立志在比赛中拿出优异表现，捍卫梅县足球在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的领先地位。

　　尽管梅县足球具有一定实力，但对于球员生涯极为辉煌的李惠堂而言，与梅县球队交手，其竞技意义远不能与当年在香港、上海和海外参加的各种比赛相提并论。他之所以安排梅县之行，系出于更为现实的打算。香港的失陷，使李惠堂失去之前的事业重心。返回内地后，他亟需以新的角色立足社会。除此之外，李氏还肩负着为故乡五华县拓筑运动场而筹款的使命。而梅县作为底蕴深厚的足球重镇，在省港沦陷后已成为华南足球的重要中心，对李惠堂而言无疑是需要联络的合作伙伴和富有潜力的体育市场。李惠堂对梅县的访问，显系其开启事业转型的重要步骤。

　　李惠堂的梅县之旅，在整个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引起轰动。除梅县之外，邻近的蕉岭、平远、兴宁等县民众亦来捧场，使梅县的旅馆在开赛前几天便被预订一空。尽管球票价格远远超出以往比赛的票价，但仍有3万多人到场观看比赛，贡献门票收入达27000元法币。1942年10月18日，梅县公共体育场座无虚席，出现“万人空巷看球王”的盛景。李惠堂在比赛中展现了高超的球技，并打入一粒点球，但由于其所在的五华队整体实力不强，最终以1∶3的比分败北。对于比赛的胜负，双方均未严肃看待，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审视此次活动的价值。梅县著名士绅、时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的黄枯桐从客家人族群认同的角度高度评价李惠堂率队访梅的意义，称“这不但提高了我们梅县的体育风气，而且促成了我们今后客属体育界的空前团结”。李惠堂在答词中，以“客属大家庭中的一份〔分〕子”的身份，希望梅县引领五华共同进步。本场比赛的门票收入，分予一半用作五华体育场的建筑经费，李惠堂所负之筹款使命也由此完成。

　　首次访梅的圆满成功为李惠堂与梅县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个月后，在叔父李大超的授意下，李惠堂宣布再度组队访梅比赛。广州沦陷前，李大超调任交通部广东电政管理局局长，肩负维持通讯和交通畅通的要责。1942年11月开始，李大超到惠州、潮州和梅县等地视察。除考察东江流域一带电政外，李大超此行还负有推进广东“献机运动”的使命。由其担任总干事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为落实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预定广东每县至少捐款购买一架，使全省共达到100架之数。为达成此目标，李大超遂运用李惠堂之影响，命其组建广东航建足球队（以下简称“航建队”），以“推进航空建设，提倡国防基本体育运动”的名义出访梅县和兴宁等地，举行足球义赛。航建队开赴梅县，既可助力献机目标的实现，又可呼应李大超对东江的视察，可谓一举两得。

　　航建队抵达梅县时，正值1943年新年到来之际。李氏叔侄在元旦当天，与梅县党政官员在公共体育场公开亮相，并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航建队来梅后，举行多场比赛。在最受关注的对阵梅县足球霸主强民队的比赛中，航建队以5∶1取胜。李惠堂在下半场攻入一球，令观众拍掌叫绝。除到访梅县外，航建队还赴兴宁、五华等地举行义赛，为“献机运动”筹集到可观的资金。对于这支球队，李大超期待其发挥更大作用，计划将其派赴桂林、柳州、成都和重庆等地访问，将影响扩大至整个大后方。此举虽因日军空袭韶关及湘桂等地被迫搁浅，但李大超领导下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因成功“利用足球队，推广航建宣传”而得到国民政府的赞赏，航建队亦被蒋介石下令颁赠“热心航建”的奖旗。通过组织和运用航建队，李大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运作。而李惠堂在配合叔父的同时，也利用足球义赛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广东地方社会的声望。

　　李惠堂的两次梅县之行，在梅县乃至整个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掀起一股体育热潮。与受到商业气息和市民文化浸染的香港足坛不同，足球运动在广东地方社会不仅是大众娱乐的游戏形式，而且具有构建地方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粤籍客家人的族群身份、运动员生涯的经历，加之力拒日伪拉拢的爱国形象，使“球王”李惠堂在战时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超越体育领域的影响，使其得以在香港沦陷后建立新的人生支点，从而在广东和大后方延续其“体育抗战”的事业。

　　香港沦陷后回到内地的李惠堂，就此完全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之中。李惠堂后来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才有机会深入祖国的怀抱，和各地球迷球友结下香火缘”。除上文所述与广东故乡的这段“香火缘”外，李惠堂还曾在桂林、柳州、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代表多支球队出场比赛，参与了大后方体育事业的发展，配合国民政府的战时体育政策。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出于对战时军事和政治的考虑，对体育运动的开展体现出较为积极的姿态。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败退的态势，以及民众被敌人蹂躏和屠杀的情形，促使一些精英分子从国民身体和精神的角度进行反思。1939年，沈钧儒、梁漱溟等人在国民参政会发起“提倡尚武精神以固国基而利抗战”的提案，要求政府推广体育运动，培养民众的自卫能力和尚武精神。次年，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亦向蒋介石上书，建议“提倡国民体育，使国家无孱弱之民，则军队自无孱弱之兵”。国民政府为此确立了“国民体育”的战时体育方针，推广体育运动的普及化，将体育视为军事斗争的辅助。1940年10月，蒋介石对军事教育会议和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的代表发表讲演，阐释体育在战时的重要功能，提出“大家要完成抗战建国的事业，第一要注意体育”。国民政府战时体育政策的确立与实施，为战时国统区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1942年8月，李惠堂由香港抵达桂林时，正值大后方体育进入活跃时期。由沦陷区复归的“球王”，“颇为各方所重视”，很快重返球场。大后方的足球比赛，既有支援前线抗战、慰劳难民伤兵等目的的抗战义赛，也有筹集建设资金、改善地方设施的普通义赛。作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李惠堂在大后方被各类义赛争相邀请，为军政当局和社会团体所借重。如李惠堂曾应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之邀前往柳州，为当地小学筹款。主办方于义赛前在柳州的主要街道上遍贴“球王”的画像和名字，作为吸引观众的招牌。李惠堂还应中央军校教育长万耀煌邀请前往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足球场为中正学校举行义赛。除下场踢球外，李惠堂还以其业务能力与声望，协助地方军政当局主导的体育建设。1945年初，爱好和重视体育的四川军人杨森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下令扩建贵州省立体育场，并发动省会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市民捐款。在捐款“已有成效”的情况下，杨森宣布聘任李惠堂为该体育场场长，此举得到李的积极回应。通过此类互动，李惠堂极大地拓展了自身在政界的人脉，将个人的事业版图从华南延展至大后方。

　　1936年8月31日，英国伦敦，中国足球队的球员与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会面

　　除此之外，李惠堂还利用自身在对外交流方面的经验与特长，投身到战时的中外体育交流中，以此服务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1944年10月，李惠堂由蓉抵渝，受到重庆体育界的热烈欢迎。作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推动下，重庆此时已形成极为活跃的体育氛围。战时重庆体育的参与者，除当地人民外，还包括在渝之外籍人士。其中足球、棒球、篮球和网球等球类运动，在英美人士中有着极高的参与度。中华体协意识到，全面抗战爆发后，“近我国与盟军并肩作战、盟友来渝者日众，而盟国人士素有运动之习惯，爱好体育之精神早为世人所共闻”，故决定在重庆举办各类国际体育竞赛，“以联络友谊，增进邦交，鼓舞奋发之精神，达成同盟国早日之胜利”。英国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其外侨对足球极为热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在重庆组建足球队，经常进行训练和比赛。1943年5月，宋庆龄为赈济河南洪灾的难民筹款，通过重庆市体育协进会发起国际足球义赛，得到这支英籍球队的积极响应。李惠堂来渝后不久，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即邀请李惠堂组织足球队，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足球队（按当时媒体报道习惯，以下简称“英军队”）进行足球赛。

　　对于足球在中外交流中的意义，李惠堂早有认识。1937年3月，他在香港播音台所作系列广播演讲中即提到，“足球队实可视为我国体育公使，沟通文化，增进邦交，联络好感，屏祛隔阂，变换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国际地位，实非今日他项运动所能收同样之美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香港足球裁判会年会的演讲中也表示，“足球为联络感情最佳之工具，能由足球增进国际之友谊，及促进人类之谅解”。对于参加中外足球交流的邀请，李惠堂自然乐于接受。

　　1944年11月7日，由李惠堂领军的“混合队”与英军队进行的足球比赛在重庆复兴关的陪都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于当年3月投入使用，为战时重庆重要的地标建筑。蒋介石此前曾亲自出席陪都体育场的命名典礼，借此强调体育之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这场国际足球赛，虽属友谊赛，并非国家层面的对抗，但过程极具仪式感。比赛之前先奏中、英两国国歌，并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开球。李惠堂在比赛中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其所率领的“混合队”最终以7∶2的大比分取胜。此后，李惠堂又分别代表市警队和蜀健队，在重庆的球赛中数次战胜英军队。李惠堂此前在港沪球坛成名，其中率华人球队击败洋人球队，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事迹，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原因。此番在战时再度代表中国球队战胜外国球队，意义与过去已有显著不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已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关系，这使得双方的体育交流，更多带有联络感情、密切合作的友好性质。如在香港沦陷后突围至广东休整的驻港英军部队，为感谢中国方面的帮助，曾在韶关与当地的业余球队举行“临别足球友谊赛”。李惠堂在重庆与英军队的多次足球友谊赛，亦属国民政府对英国援华进行示好的方式。

　　李惠堂在大后方各地的足球比赛，不仅成为国统区各中心城市的新闻热点，而且得到部分沦陷区报刊的注意。上海沦陷时期，日伪出于募集战争经费、粉饰社会太平等需要，通过在沪的“日本足球会”“上海足球联合会”和“上海市体育会”等组织出面发起各类足球比赛。沦陷区较为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也时常以足球赛为其点缀。香港沦陷后，汪伪政府拉拢和策动李惠堂等香港足球运动员北上，意在利用足球的社会影响，巩固其对沦陷区的统治。李惠堂成功脱身，投入抗战阵营，不仅直接打击了日伪的图谋，而且与日伪主导的沦陷区体育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竞赛。“球王”在大后方掀起的足球热潮，与沦陷区体育的死气沉沉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上海《力报》于1944年1月，从“内地归客”口中听闻李惠堂在桂林“组织足球远征队”，“一路长征”至成都，“计其大小比赛廿余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声威远震，每至一地，各界慕球王名而来观者，更万人空巷，情况之热烈，得未曾有”，并感叹李惠堂之前“因事相左，未能来沪”，“诚本市万千球迷之莫大损失也”。身在大后方的李惠堂，仍牵动着沦陷区的人心。1944年4月1日，上海《东方日报》甚至刊发“李惠堂日内抵沪”的假消息，以博读者眼球。该报的另一篇短评则慨叹：“如果球王李惠堂来沪，风头必不输伶王梅兰芳重登舞台。”战时活跃在大后方的李惠堂，声望已超越其从事足球活动的具体地理空间，对社会产生着更加广泛的影响。

　　李惠堂在大后方的足球比赛，不仅在资金筹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发挥着实际功能，而且为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奋斗的国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至桂林，引起市民“如疯如狂”的庆祝。桂林体育界发起庆祝胜利义赛，李惠堂出场表演，在比赛中攻入两球。“赛毕球王受人包围，几有寸步难行之感，竟有人兴奋过度以口吻球王射门的球鞋，也有人拥抱球王长吻，疯狂的情形难以形容于万一。”“球王”李惠堂的体育抗战史，至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球王”李惠堂在全面抗战时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世变。他以足球为“武器”，写就了一段体育抗战的历史。这一时期李惠堂在香港、广东和大后方的人生历程，折射出战时中国足球运动的多重样态，提示了解读“战争与体育”关系的思考路径。

　　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紧密相连。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阻碍了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转型，使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体育遭遇严重挫折。以足球为例，在战前执亚洲牛耳、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足球，在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失陷的情况下，被迫画下休止符，对外交往活动完全停止。在部分修史者眼中，“抗日时，足球运动比较沉寂，只一些城市有点竞赛活动”。

　　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中国足球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负面影响，自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本文所叙述的若干史事，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战争期间极端困难的情形之下，中国足球运动仍以一种坚韧的姿态延续了下来。李惠堂在战时参加的各类足球比赛，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虽远不及战前的各项国内外大赛，但在战时的特殊情势下，这些活动既发挥了声援抗战、鼓舞斗志的精神作用，也满足了筹募资金、娱乐民众等实际需求。以抗战救国为底色的战时体育，虽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强国强种”的远景、达致增强国防的目标，但体育比赛和活动的开展，却可有效地安定社会人心，增强群体认同，并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时中日两国围绕足球运动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构建了一个观念和行为相互对抗的文化战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选择与国际体育分道扬镳，不仅放弃奥运会的主办权，而且限制足球等西式体育运动在日本国内的发展。李惠堂在战时的相关活动则表明，中国对于国际体育，仍一本以往积极参与的态度，不仅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前进行组建奥运代表队的相关工作，而且在战时通过足球比赛等活动，增进与英美盟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大后方足球运动的蓬勃开展，与徒具政治点缀功能的沦陷区体育，也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现代中国足球运动的代表人物，“球王”李惠堂在战火中辗转多地，始终坚持推进足球运动，体现了现代中国体育积累的底蕴，成为鼓舞国民坚持抗战的精神象征。战时对待现代体育的不同态度，呈现出中日之间的文化分野，影响到战场内外的人心向背。

　　在战时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成为重要的驱动力量。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官方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加强对体育事业的控制，最终将体育完全纳入国民总动员的战时轨道。体育在同时期的中国同样植根于复杂的政商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横跨政治、商业和体育三界的李惠堂，即是这一复杂关系的具体投射。无论是在各方势力交织、商业氛围浓厚的香港，还是在族群意识极其强烈的广东足球重镇梅县，抑或是在军政势力统治下将体育视作“抗战建国”工具的大后方，李惠堂的足球事业均需进行必要的转换，以契合具体环境下的政治需要和社会气氛。他亦通过体育活动配合特定议题的宣传与上层政绩的生产，并从这一体制中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回报。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聘任李惠堂为青年军体育总视导。出任军职后的李惠堂，常坐军机视察福建、云南等后方地区，与何应钦、龙云和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等军政要人往来。在战时因掌控国民政府情报和特务网络而权焰熏天的军统领导人戴笠，亦将李惠堂视为重要的结交对象。抗战胜利后，李惠堂得到上海体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获得接收和整理上海体育的权力。在战时积极从事“体育救国”活动的李惠堂，逐渐从香港沦陷前集运动员和商人为一身的体育明星，转变为在国民政府体制下具有官方身份的政治人物。

　　在战争的影响之下，近代中国体育进一步政治化。李惠堂角色的演变，正是这一趋势的写照。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保障之下，体育在战时中国得以延续，甚至随着国家政治重心的移动，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国民政府的西迁与战时体育政策的出台，使战前集中于东部沿海和部分内陆中心城市的现代体育，在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普及和拓展。但政治对体育的控制，也使体育更多地受限于服务政治的工具属性，影响体育各项社会功能的发挥，阻碍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体育与政治的相互缠绕，既是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基本线索，也是近代中国体育历史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