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物理学家花了13年，在寒冷、缺氧的高山上做了一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极其幸运地，他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宇宙。故事的要素都在这了：勇气、真意，以及好运。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就是这帮家伙觉得很快活。

　　物理学家曹臻仍记得2019年的一个冬夜，在一个巨大、冰冷、幽暗的水池里，他和其他人一起等待水涌进来的那一刻。

　　为了这个水池——一个对准宇宙的探测器，大科学装置“拉索”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在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干了一年多。缺氧已经算不上什么事（“不就是多喘两口气”），最难挨的是冷。水池在封顶时，气温是零下35℃。水池里好一些，冬天常温零下3℃，但湿度90%，穿三双厚袜子再套一双加绒大皮靴，原地站上5分钟也要发抖。现在水池就要完工，只要往这个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池子里注入10万吨纯净水，水位达到4.4米，这个大家伙就能对着宇宙运行了。

　　晚上9点多，水池的负责人陈明君带了两瓶红酒和几包瓜子，在操作间实验室里和大家举杯，预祝注水成功。作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是他第一次带队安装探测器。半年来，他被工期和进度赶着跑，在水池里日复一日地拧螺丝、布线缆，还有拉水管、抬水泵、擦地拖地、上上下下爬高，整个人瘦掉34斤。下班回到宿舍，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在凳子上坐两个小时，喝水、抽烟，或者什么也不干，然后才有一种缓过来的感觉。

　　2019年2月24日晚上9点半，一号水池注水前举杯预庆祝。左起第一位为曹臻，右起第二位为陈明君。 受访者提供

　　水池快安装完时，队伍里出现了57岁的拉索首席科学家曹臻。他催进度的方式之一是，一起跟着干。有10天时间，他也在水池里拧螺丝，爬10米高的梯子接线缆。但活儿还是没干完。2019年大年初七，曹臻给陈明君打电话：“我已经在稻城了，食堂做饭都安排好了，你们团队什么时候上来安装？”

　　这是曹臻的风格。一次朋友临时约他第二天一早去爬峨眉山，他爽快地答应，穿一双高帮皮鞋就去了。晚上9点抵达终点时，他已经走了63公里，满脚的水泡，每上一级台阶都得喘口气。

　　2008年底，曹臻有了建造拉索的念头——整个拉索有2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高空俯瞰，一个巨大的圆盘里布置了近一万个探测器，像一盘和宇宙对弈的棋局——但忙忙叨叨11年过去了，直到2019年2月24日这一天，1/4工程都没做完。所有探测器里，工程量最大的是三个水池，现在第一个水池安装完毕，但还没注水。曹臻宣布，今晚一定要把水灌进去。

　　临近午夜，一切终于准备就绪。打开水阀，水进入漫长的不锈钢水管中。等待，等待，等待。水池里一滴水也没有。

　　问题出在一段30米长的水管上。由于施工疏忽，这一段漏做了保温措施，加上管子里原有的水没排空，现在整段水管都冻住了。

　　“去把另外一个水池的水管给我拆了，把这30米全部接好。”曹臻喊道。一群人赶紧跑去拆，又赶紧跑回来接，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接好了，水一放，又从没拧紧的螺丝处喷出来，水管又冻住了。

　　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夜，他们拆了拧，拧了拆，十几个人折腾到凌晨三点，水还是没通。

　　“我太想把这件事干成了。”5年后，62岁的曹臻说。采访这天，他感冒了两个礼拜，没说一会儿话就开始剧烈咳嗽，满脸涨红，他往嘴里塞一颗又一颗润喉片，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在这个靠天吃饭的行业里，时间是最等不起的。他几乎是赶着整个团队，最终在2021年7月如期把造价12个亿的拉索建成并投入运行。

　　拉索完工的第二年，曹臻有两个月都在国外各地访问。那天他正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阿切特里（Arcetri）天文台。天文台在一座山顶上。清早，这位刚过60岁生日的物理学家就从山脚往上爬，晚上6点，结束一天的讨论，再慢慢走下山。下班路上，他终于掏出手机查看信息。其中有一封来自好朋友Felix的邮件：今天发生了一个大的伽马射线暴，你应该看一下拉索的数据。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爆炸现象，但曹臻收到消息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通过天上的卫星探测器，人类已经记录到了近1万次伽马射线暴。而地面探测器看到伽马射线暴的概率虽然低——相当于一支强光手电筒从宇宙深处照出一束光，这束光不一定能照到地球，更别说是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但也有过三次记录了。当然，拉索一次也没见过。那时是国内晚上12点，曹臻把消息转到拉索的经理群，然后回到山脚下的酒店，吃过饭睡觉去了。

　　凌晨3点左右，拉索的副经理姚志国醒了过来，看到了这条信息。他的妻子查敏是拉索水切伦科夫探测器（也就是那三个大水池）的数据分析员，得知消息后，她立即起床查看数据——拉索看到了这个伽马射线暴！但数据很不寻常，145 倍显著性，高得离谱，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折腾到早上8点，她把这个伽马射线暴的图完整地画了出来。做了20年数据分析，查敏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什么（细活）都不用做，（数据一画成图，）中心就是亮的”。

　　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观测到的最亮的伽马射线暴，取名为“brightest of all time”——“BOAT”。爆炸的来源是一颗比太阳重20倍的恒星。20亿年前，这颗恒星燃烧殆尽，在死亡的瞬间坍缩爆炸，几秒之内释放的能量，比太阳100亿年里释放的能量总和还要多。如此亮的伽马射线暴扫到地球，仅仅持续了20来分钟，根据美国内华达大学张冰教授的报告，这样的情况上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有一次。而这团伽马射线度的张角——像一根针那么细——精准地抵达了位于海子山上的拉索。

　　第二天，曹臻按计划在阿切特里天文台做报告，“今天我别的都不讲了，我就跟你们讲这个”。他在山上谈论了一整天“BOAT”，“激动得简直不得了……关键是我们看见了，其他的（同能区的望远镜）都没看见。”不仅如此，天上地上所有探测器里，拉索第一个完整记录了伽马射线暴的全过程——这场宇宙中最夺目的烟花，恰好被人类最清晰的摄像头捕捉到了。

　　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曹臻所在的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一栋气派的大楼里。多年前大楼还没建起来时，曹臻的办公室在高能所的4号厅，一座有点陈旧的两层小楼。“他在把头那间办公室，整个楼经常可以听见他的笑声。他的笑声是最有魔性的，狂笑那种。”肖刚说。他是拉索缪子探测器的负责人，也是曹臻的学生。哪怕到了隔音很好的新办公楼，曹臻出办公室倒杯水，整条走廊都是他的笑声。

　　“笑就是他的标准特征。”查敏说。她是曹臻的同门师妹，比他小9岁。2004年，曹臻离开待了10年的美国，回到读硕士、博士的高能所时，查敏和姚志国也刚回国不久。夫妻俩开着车去北京郊区的山上乱转，有两次都碰到了一个人在山上骑自行车的曹臻。“我们称呼他是快乐的‘单身汉’。” 那会儿他的妻儿还在美国。后来曹臻买了一辆越野吉普车，一个周末，他载着同组的3对夫妻和他们的3个小孩，一车10个人去房山玩了一圈。“有时候我们小范围内也会议论一下，说要像他一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永远都认为（好事）绝对是（属于）我的，（然后）去珍惜一切。”

　　拉索看到“BOAT”之后，查敏紧接着做了更细致的数据分析工作。一周七天，她和姚志国基本都在办公室里干活。那年她51岁，连着干了一个多月后，她去医院做了一个无法再推迟的手术，然后在病床上接着赶论文。但她跟我强调，那只是一个小手术，并且为了看世界杯开幕式，她还提前出院了。2022年她最开心的两件事是：拉索看到了“BOAT”，梅西在世界杯夺冠。

　　那段时间曹臻也一直在忙活“BOAT”这个事儿，直到2022年12月底，他得了新冠肺炎，住院7天。“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他觉得他没什么事。”查敏后来才知道，曹臻一度病得连二楼的楼梯都上不去，去医院拍CT，整个肺都是白的。但出院前，这位年过花甲的物理学家已经在开国际线上会议了。“他（在群里）说，我一定为大家挺住！说这样的话，还挺逗的。”

　　刚从美国回到高能所时，曹臻手头只有一个项目，英文简称CRTNT。就是找一座山，用望远镜对着山看，如果从宇宙深处飞来的中微子穿过这座山，就可能被望远镜看到。但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根本难以捕捉，当时国际上只发现了13个来自宇宙的中微子，全部来自1987年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曹臻为此做出了2台望远镜样机，花了两三百万。但事实上，他申请到的启动资金不足200万。“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敢做，”肖刚说，“一分钱他可以做两分钱的事情，而且边找边做，找点做点。”2007年夏天，他跟曹臻去新疆选址找山，肖刚不会开车，曹臻一个人一天开了1000公里，从一个煤矿穿出来时，两人都灰头土脸的。虽然是师生，但曹臻总是对肖刚说：“兄弟，干什么事去。”“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很颓废的样子。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后脚跟是不着地的，脚尖一冲一冲往前走，非常有劲。”

　　在那种生猛的氛围中，没做过高能物理实验、本科学机械的肖刚也变得莫名自信。望远镜要做一个光线追踪的程序，但编程最基本的C语言他都不会，而他现学现编现弄，很快就搞定了。曹臻后来开他玩笑：“肖刚，天底下有你干不了的事吗？”

　　拉索提出后，肖刚主动申请要做缪子探测器，就是大圆盘里那1188个直径7米、埋深2.5米的“大土包子”。30多年前曹臻在高能所读研时，也做过缪子探测器，但失败了。拉索最早的探测器方案要大量使用一种叫塑料闪烁体的材料，肖刚打电话去问做得最好的厂家，对方报价100个亿。“曹老师说，那就自己弄。”于是，肖刚买了炉子和硅油，开始在二层小楼的实验室里炼制。温度一失控，屋子里就呜呜冒烟，熏得整个楼道都是。机器没调好，还会发出猛烈的哒哒声，“当时很好玩，曹老师来了就说，‘又发电报啦？’”

　　陈明君是在拉索提出后才加入这个团队的。本来他在大亚湾中微子组做博士后，办公室就在曹臻的实验室隔壁。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骑自行车。曹臻和他的学生们组队骑行时，他也一块加入。四五个人从高能所出发，沿着109国道往郊区去，一天100多公里，回来就在办公室里一起吃冰镇西瓜。2009年做完博后，陈明君主动加入这个小组。

　　我在高能所见到陈明君时，他已经在筹备一个新的大科学项目。他46岁，话不多，看起来很内敛，说起立项有多难时，神情就像有座大山压在他跟前。前段时间他告诉曹臻，他去科技部申请了400万的资金支持。“我就说了这一句话，老曹就认为我肯定能拿到。”他无奈地笑了起来，“1%可能性的东西，他可以乐观成100%一定的东西。”

　　造价12个亿的拉索，最早也是那1%可能性的东西。陈明君说，像拉索这种十几个亿的大科学装置，往往是由院士、院长、所长或者一个大学科带头人带领的。“老曹带我们组的时候什么官衔都没有，连主任都不是，属于草根出身。”

　　项目最早要到中国科学院参加内部遴选，和其他项目竞争。拉索副经理何会海和曹臻一起去做过报告。同一间会议室，不同项目组的人轮流进去。前面一个项目讲完，哗出来一大群人，会议室几乎都空了，他们是所长领着，各个职能部门都带着人去。“我们悲惨到什么程度？进去就两个人，还是我给他提溜包。”

　　直到拉索正式立项，时间过去了整整七年。对那时53岁的曹臻来说，七年就是他将近八分之一的人生。“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是忙忙碌碌的，不知道跑路跑了多少条，你就在忙碌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看着前面挂了一个饼，而且是个大饼，老够不着，又不想轻易放弃，哎呀，急死人了”。

　　在申请项目基金这件事上，曹臻总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笃定感。对于一个他已经申了四五年但都没中的项目，他说：“我讲报告讲得非常好，后来同行们都开玩笑说，就是因为我讲得太好了才总是差那么一两票。”

　　拉索的竞争对手、由美国科学家领衔的HAWC实验，最初只能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别人曾用来做化学清洗的水池里做实验。后来他们有了经费，但钱不够一次性建一个水池，于是池子变成罐子，给几个罐子的钱，就先做几个罐子。“大多情况就是这样，给你多少，就拿这点钱做多大的事。”曹臻说，“很少很少有像我们这样，我们想好一个规模，我们就要这么多钱，结果人家真的就给。”

　　在青藏高原东南角，70万年前的冰川留下一片奇特的痕迹。约7000平方公里的荒野中，密布着数以亿计、形状各异的冰川漂砾——一种古老而巨大的石头。它们被冰川搬运到此处，当冰川消融，石头突兀地裸露在海拔4000多米的大地上，像是天外来物。

　　10年前，拉索在这片冰川遗迹上确定了站址。“这种高山的实验室，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干，一个是安第斯山脉，在南美，另外一个就是在青藏高原。”曹臻说。他跟着设计团队去勘探过几次，早饭过后，他揣着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上山，“全在石头上跳”。石头大多有一辆车那么大，有的大得像一间房，有的被冰川挤压形成一道20多米高的冰碛垄。石头之间还有沼泽。他们一天走走跳跳6个小时，有人累到虚脱，而年纪最大的曹臻却问，今天晚上几点开会？

　　2017年6月3日，海子山（右起第四位是曹臻，右起第五位上排是何会海）。 受访者提供

　　在高山上做物理实验，32年前曹臻就这么做了。那时他在高能所读博，作为宇宙线个月。“去了我就（缺氧）晕倒。”曹臻大笑起来。当时羊八井没有厕所，只有一间屋，还是土坯的，其他人都不愿意去，但他觉得无所谓，“那该我去我就去呗”。1992年元旦当天，他第一个上山值班。第一个星期，他几乎只能在床上躺着。高原缺氧，白天好不容易适应了，晚上睡觉还是痛苦，人躺在床上，心脏却在剧烈地跳，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拉索组的人后来都去过羊八井，条件当然比曹臻去的时候好得多。但缺氧这件事没变。何会海告诉我，一位总上高原的意大利科学家有一次去羊八井，半夜三更给他打求助电话：“我不行了。”“我说你去过n多次了，你心跳一百三四十下很正常的。他说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不是说我不害怕就能不害怕，你的心跳本身在加速，你的动物脑自然就会担心，你一睡着之后可能就死了。”拉索后来就在海拔3750米的稻城县城单独建了一个生活基地，和有10万人口的拉萨海拔接近，按曹臻的说法是，“大家能活，那我们也能活”。

　　让物理学家们上高山捕捉的宇宙线，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带电粒子流。一百多年前科学家坐热气球飞到5000多米的高空才发现，地球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宇宙线的轰击，而且平均每分钟每平方厘米就有1个宇宙线粒子从人体穿过。目前已知能量最高的宇宙线，比人类建造的最大粒子对撞机加速出来的粒子能量还要高一千万倍。但这么高能的宇宙线从哪儿来，又是怎么被加速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国际物理学界将它列入了“新世纪11个科学问题”之一。

　　曹臻迈入宇宙线年，一位德国科学家声称发现了能量为1Pev的伽马光子——在宇宙线被加速的过程中，同时会产生中微子和伽马光子，它们可以反推宇宙线的起源——这件事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大家连0.001PeV的伽马光子都没见过。更重要的是，在物理上，1Pev伽马光子代表一个极限。宇宙中弥漫的微波背景辐射，会像一堵墙一样把1Pev以上的伽马光子挡住。如果发现超出1Pev的伽马光子，那可能就意味着，某些很基本的物理规律要被撼动了。

　　直到多年之后的今天，其他科学家始终无法重现德国科学家当年的“发现”。这件历史上的往事本身或许并不重要，但它在当年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家开始寻找1Pev伽马光子。曹臻的硕士导师谭有恒就是其中一员，他与日本的同行在羊八井合作了“AS-γ”实验，也就是曹臻去值班的那个实验。

　　1992年，曹臻（左一）在羊八井，右起第二位为驻站工作人员陈文一。 受访者提供

　　对1992年的曹臻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上高山做实验有多辛苦，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做实验。他本科学的是理论物理，考研时考的也是理论物理，结果1987年进了高能所，因为宇宙线组缺人，他被分配去做了实验。在现代物理中，实验和理论泾渭分明，实验家通过动手做实验来了解自然，而理论家更偏好动脑做计算来推导。曹臻说，“我一直想做理论物理，这个才是我的初衷，我是误打误撞整到宇宙线上去了。”

　　当时他的博士副导师是丁林恺研究员，丁老师非常宽容，他告诉曹臻：“你自己要想干什么的话，你就自己干去。”于是，在宇宙线年后，曹臻根据丁林恺整理的实验数据写了一篇“非常深奥的理论解释”的博士论文，论文一写完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跨入理论物理界了，1994年博士毕业后就跑去美国俄勒冈大学做了理论物理的博士后。

　　“我真的是觉得我选做理论物理选错了，做得我好无聊好无趣啊，丝毫没有感受到什么物理之美。”30年后，在成都天府宇宙线岁的中心主任曹臻谈起在俄勒冈做理论物理的3年。那时他天天蹲在办公室里头写程序、做计算，“重要的还是科学上的发现，就是没有那个激动的感觉，真的是干得我觉得不好玩了，还是去野外做宇宙线实验有意思”。

　　这一段旁逸斜出的经历后，曹臻又回到了宇宙线领域。他离开俄勒冈大学，转到犹他大学，参与了HiRes实验——正是这个实验捕捉到了迄今已知能量最高的宇宙线。在犹他大学干了几年后，他40岁，从资深助理升为副教授，正筹备做一个自己的实验，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他的老板、犹他大学理学院院长，已经五年申请不到一分钱去启动一个新的实验。

　　“这没法混了，这是显然的事情。”曹臻说，他打算转行。这个决定很自然。和他同一辈的师兄弟里，绝大多数人都转行不做宇宙线了。原因有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做宇宙线肯定不是一件能挣大钱的事。何况宇宙线只是粒子物理里一个并不热闹的小分支，全世界做宇宙线研究的人，现在加起来就两三千人。

　　纠结了大概一年时间，在美国转行的offer也拿到手了，曹臻来到犹他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那天就像这样的场景，我老板坐在这地方，我当时坐在你那个地方。”在成都天府宇宙线中心的办公室里，曹臻坐在办公桌前，我坐在他对面的会客沙发上。“我说我决定不改行了，我要回中国去做宇宙线。”

　　话一说完，曹臻噌的一下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朝我伸出了手。21年前，他老板就这样握住他的手，并告诉他：“你这个决定对宇宙线领域太重要了。”

　　何会海是拉索的二把手，比曹臻小6岁，自称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事情的家伙”。曹臻去美国之前，两人就认识。一次有学者在高能所做学术报告，大家在静静地听，但底下的曹臻动不动就提问，当时他只是一个博士生。“这人挺敢说话。”何会海记住了他。他的性格比曹臻还要直接，说话不饶人，经常跟人争论起来。30岁转到羊八井组的第一个星期，他就跟组里一位58岁的院士吵了一架。在那个年代，他常常觉得无事可做，“因为没有钱，就建不了设备，跟人家相比，我们就是老牛拉破车，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

　　曹臻回国后当了羊八井组组长。原本想离开羊八井组，且已经去其他组开过两次组会的何会海决定留下。那时他还在曹臻的CRTNT小组会上做“客卿”，“哇哇哇”提各种意见，“他们都知道我很讨厌，趾高气扬地在那里说你这东西错的”。但第二周小组会，曹臻一进来就告诉他：“你上周说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证明，你小子这点搞错了，但是那点搞对了。”许多科学问题上他们争论不休，但又彼此欣赏。有时别人在讲什么事，他们对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看法一致：这人在胡扯。

　　2008年，国家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布置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所让羊八井组试着提一个大的想法。曹臻和何会海的共同想法是，给地面探测器做一次线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物理学的世纪之谜——宇宙线的起源。如果他们能找到25年前声称被捕捉到的1Pev伽马光子，由此发现更多天体源，并从中找到中微子存在的证据，那么谜底将被揭开。

　　但时代氛围已经不同了。1Pev伽马光子固然重要，理论物理学家们却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根据后来的测量结果，在银河系里，0.1Pev就是伽马光子的极限，哪怕把探测器的灵敏度提上去，很可能什么也看不到。

　　“用不着相信那些东西。这天上的东西都复杂得一塌糊涂，那不过是一些做模型、做理论的人按照他们的认知本身给了一些计算，然后扯出一些玩意儿来。”何会海说。

　　“我是做实验的人，我不信这个。”曹臻说。哪怕线Pev伽马光子，那也得他去看了之后才能证明。“我没看过，我就要去看看，没准儿我就看见了。”

　　不同于他们做过的其他实验，造价12个亿、在100年宇宙线研究历史里总价排第二的拉索实验，首先是一个工程。2017年探测器主体开工前，他们有一张很长很长的项目计划表，“恨不得就是精确到螺丝钉。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要干什么，然后根据内容来决定钱的数目，之后就不准动了。”曹臻说。在工程分工上，他主管前期的基建，何会海主管后期的探测器安装。而问题就在于，基建滞后了。

　　那时拉索每周都有一次工程例会。基建没搞定，探测器就安装不了。何会海起初不着急，但时间越拖越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开始在例会上拍桌子、吵架，“这事被挤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法活了”。谁都希望进度加快，但现实是各种困难交缠在了一起，每周他们都在实时讨论应付。到了后来，当何会海又开始哇哇一通说，曹臻就提溜根烟离开会议室，过一会儿再进来接着开会。

　　吴超勇最早是拉索的基建主任，原本也是羊八井组的。他体重超标，还有高血压，上高原对他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他接下了这个活儿：“我一想有什么不能的？这么大一个项目，一个人一辈子赶一次就了不起了。”但真干了之后，他实在太痛苦了。首先钱不够，前期基建的钱不到1.5亿，而招标施工单位时，有一家直接烙下狠线个亿我都不会去的。其次在高原干活又冷又缺氧的，工人来了待不住，严重时有一半工人都折返了。结果这么辛苦的活儿，中标单位以为做的是“拖拉机”，但这帮科学家要的是“跑车”。比如那三个水池要求避光、防渗、防腐、保温，对建筑来说，避光就是全挡住，但对一个探测器来说，那避的可是量子级别的光。

　　“反正就是各种招都用上了，但还是慢了。”吴超勇说。在工程例会上，他承受了巨大压力，最后只能换岗去负责拉索的运行。负责运行的冯少辉则来管了基建，有一次他准备从成都坐飞机去稻城，曹臻坚持请他在成都吃了顿饭，饭馆名叫“凉山烤肉”，冯少辉调侃道：“曹老师，你这是要把我逼上梁山啊？”

　　“曹老师的风格就是猛干，我也是这样的。”冯少辉那时30多岁，刚上任第一个月，他没有给曹臻汇报，而是一个劲地把进度极慢的缪子探测器哐哐就建起来了，等曹臻打电话来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水池时，“听说水池那边停工了？”冯少辉说：“这个消息已经三天前了，现在早就解决了。”

　　做工程那几年，这帮科学家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何会海有一回在20天里出了12趟差。冯少辉有一年在山上待了300天。拉索工程办主任白云翔则过上了“在北京下班，第二天稻城上班”的日子——晚上6点从高能所下班，坐飞机，晚上12点到成都，睡4个小时，坐飞机，早上8点在稻城的生活基地吃早饭。

　　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发生了。钱给了，但施工单位的资金周转不过来，停工了；钢铁的价格比招标时翻了一倍，施工单位认为亏钱了，罢工了；人民币贬值了；中美贸易战，关税涨了；新冠疫情来了。每一件事都可能压垮一个项目。而就在拉索工程量最大的2020年，因为各种原因，经费被砍了一半（总拨款不变，但每年给的经费会波动），4月消息到来那天，曹臻直接宣布停工。

　　“该咋睡咋睡嘛。那睡不着觉是经常的事，已经不是这一下子睡不着觉，经常考虑问题到睡不着觉。”

　　曹臻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拉着一辆很重的车在爬坡，结果车上有东西掉下来，摔碎了。这个人听见了声，但他没有回头望，也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爬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去想这个，我知道它坏就坏了，那走了呗，我只管往上拉车。”

　　和坏消息几乎同时到来，已经完工的1/2拉索探测器阵列投入运行了3个月，2020年4月的一天，负责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信号——是1.4Pev的伽马光子。

　　更出乎曹臻意料的是，整个银河系里，被1/2拉索探测到的所有伽马射线Pev以上——人类看到的银河系变亮了。“几个月之前，宇宙还是一种景象（不可能产生0.1PeV的光子），几个月之后，这个宇宙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第二年论文公布那天，曹臻收到一封来自德国马普核物理研究所、69岁的天体物理学家F. A. Aharonian的邮件。邮件里只有一句话：“看到这些结果，我此生足矣。”

　　在成都见到曹臻时，是1月底的一个周五。两个月前他正式成为中科院院士。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国际出差都排到了11月，“现在到国际上去开会，每次会上如果没有拉索，就觉得这个会缺了什么东西。”去年他们也开了第一届专属拉索的国际研讨会，大家戏称，宇宙线中心变成了“宇宙中心”。采访这天，曹臻本来没有会要开，但前一天的讨论还没结束，又从早上8点半忙活到下午1点，回到办公室，这位62岁、已经感冒咳嗽两个礼拜的物理学家快速扒拉盒饭，提出了一个这么多天来的小愿望：下楼散散步。

　　宇宙线中心楼下是一大片湿地，一条浅浅的小溪弯绕其中，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湖，蓝色的湖面延伸了近2公里。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成都的冬日几乎没有太阳，一点阳光从云层透出，气温只有8℃，但对曹臻来说，户外再舒服不过了。上个月，他正式把家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在北京的办公室，每天都有人敲门找他讨论问题——作为拉索的首席科学家，曹臻管理着一个287人的合作组。“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就是没有自己的life。如果他们都过来了之后，我肯定就住回北京去了哈哈哈。”

　　从美国回到高能所的第二年，曹臻独立招生，一共招了俩，一个是张寿山，拉索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负责人，现在高能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副主任，另一个是刘加丽。2010年博士毕业后，她回到老家昆明，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但2022年，年近40的刘加丽突然回到高能所，从一个副研究员做起。

　　“很了不起，对吧？”曹臻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非常享受科研的人……你让她去做一件别人认为非常高大上的事情，当大学老师，风光得不得了，有好多学生，30多岁就破格成为正教授，这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是perfect的人生，但她真的觉得很痛苦。”

　　我在高能所见到了刘加丽。她话不多，总是淡淡地笑着。多年来她一直在拉索合作组里，远程参与着拉索的工作。但那时她至少要花1/2时间在教学上，1/3时间在报销上，只剩1/6时间能做科研。“现在我自己想做什么科研，就自己很安静地去做就行。这里对我来说比较自由。”

　　和至今仍喜欢到处跑的曹臻不同，56岁的何会海说自己晕车，分不清东南西北，就喜欢在高能所里待着，“曹永远是一个energetic的家伙”。这么多年他一直喊曹臻“曹”，喊陈明君“君君”，“没有一个人我正儿八经叫他名字的”。曹臻也很随意，何会海的女儿小时候第一次见他时，他说，叫我曹臻。在这个团队里，科学上他们争论、猛干，生活中又能一块吃饭一起玩，何会海觉得这种氛围很自在，“曹作为一个头来讲，可能这是他骨子里的一些东西”。

　　还在做CRTNT时，曹臻去羊八井调试望远镜。在山上待了一个月后，他给何会海打电话：“你来吧，我这搞不定。”自称“技术控”的何会海就把自己的活撂下，从北京赶去帮忙。望远镜只能晚上干活，他们熬夜加班，折腾到大年三十那天，两人才从羊八井离开。那时何会海的办公室在高能所天体楼，一天晚上他在北京远程调试望远镜，看到一个还不错的数据，他打电线号厅，电话那头很激动：“哇，这个很漂亮。”

　　拉索一干就是13年，何会海说，自己已经到了“科学上完蛋掉了”的年纪。以前因为没有好的设备，做不了想做的课题，他才开始做拉索——把一个科学目标变成探测器的纸上设计（“那还有科学”），再用有限的钱把探测器做到达标（“那还有技术”），接着让探测器在高山上稳定运行二三十年（“像我们做物理的人说，物理的东西就少了”），再往后是装备上的工艺（“是先拧这个螺丝，还是先干什么”），最后到了工程（“那就更糟糕了”）。但采访的最开始，何会海反复跟我强调，千万不要说他们有多崇高，不过是一帮平凡的家伙做了一件平凡的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他恰好喜欢做这件事，“我觉得我很快活”。

　　2019年1月7日，海子山暴雪，一号水池安装人员提前下班，路途中合影。 受访者提供

　　拉索的三个大水池完工后，陈明君最后一个离开海子山。那时稻城去成都的机票一张四五千元，他觉得太贵了，就挤了一趟10小时的大巴到香格里拉，从那里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在高山上安装探测器确实辛苦，每个星期只有周日不用干活。但在这唯一的休息日，陈明君选择了看起来最累的一件事：爬山。他知道稻城有最好的风景。早上他一个人出发，从海拔4000米走到海拔5000米，一天下来20多公里，傍晚才回去，“我很享受一个人去爬山的感觉”。

　　查敏在海子山上待过3个星期，在第一个水池里安装探测器。平常她做的是数据分析的工作，更多时候都待在办公室里，山上这段经历对她来说倒是好玩得像回到小时候。“他们经常跟我说，‘哇，查老师，下大雪了’，一堆人就跑去看雪，好像没见过雪是什么样子似的。‘哇，查老师，风好大呀。’‘哇，查老师，下大雨了。’你相信吗？这些都是 30 岁、 40 岁、 50 岁的人在进行这种谈话，就觉得好笑。”有一回下了班，他们找了一个很暗的地方，啪往地上一躺，就在那里看狮子座流星雨。查敏觉得，山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运行着另外一种规则，“没有那么多世俗世界要担心的东西，变得很纯真。”

　　32年前，曹臻第一个去羊八井值班。在海拔4300米的地方，唯一和宇宙线实验站点挨着的，是一家地热电厂。终于适应高原后，曹臻和当地唯一一位驻站的工作人员陈文一骑一辆自行车，顶着冬天的大风，跑到5公里外的地热电厂去。电厂外有一个排放废弃地热水的水泥池子，90度的热水，再兑点凉水，两人就扎进池子里游泳。那时天空在下雪，而雪山矗立在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