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先生，是一位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的足球奇才，他曾被德国媒体称为与贝利、贝肯鲍尔、迪斯蒂法诺、普斯卡什并列的“世界五大球王”。当然，这样的称号并不代表李惠堂本人具备其他四人一样的足球实力，而更多地是在承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1965年，李惠堂先生荣任国际足联副主席，这更印证了他强大的全球声誉度。

　　足球是团队的项目，天才的闪耀只有在整个队伍的倾力支持下才能亮眼夺目。这一点，连梅西、C罗这样的巨星都不可避免，更何况李惠堂？

　　所以，李惠堂能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所处的队伍分不开。在他年轻的时代，无论是香港南华队，还是中国国家队，其实力都是在亚洲所向披靡的。

　　当然，近代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强大是与当时中国井喷式猛烈发展的足球文化脱不开关系的。

　　在上期，我们说到，随着鸦片战争造成的开放，许多外国教会办的西洋学校和中国开明分子办的新式学堂在中国遍地生根、萌芽成长。这些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长势极快，近代体育思想也一同由这些学校从欧洲进入国内。并且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迅猛发展。

　　到了20世纪10年代，以大学足球队为主要班底组建的足球联赛，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最早的联赛应为1914年开始的华东六大学运动会，成员除了我们介绍过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公学之外，还有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四所学校。

　　后来到1920年，上海复旦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相继加入，以单循环赛制组成球赛。截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各大学足球联赛共举办了11届，对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

　　20年代正是上海足球风云集聚的时刻，除了六所围绕上海的高校所举办的足球赛引领了全市青年的足球热潮外，这里充沛的足球氛围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足球英才。

　　比如知名足球名宿李惠堂、孙锦顺，都是在上世纪20年代由香港赴上海定居的。那个时代，上海还拥有了第一个由华人独资组建的业余球会及全市性足球管理机构。[2]

　　这一切都象征着上海是中国内地足球文化最悠久深厚的城市。可惜，到了现当代，上海的足球传统发生了令人遗憾的断裂，发生了相对的衰落。（欲了解这段历史，还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

　　如果说上海是沿海地区足球文化发展的模范，那么内陆地区足球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无疑是陕西。

　　陕西倡导现代足球运动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安优级师范（今西安师范）聘请日本人，曾提倡过足球运动。

　　同年，优级师范、高等学堂和三原宏道工业学校3所学校各选8人共24人去日本学习。景育徵、茹卓亭回国后，也提倡足球运动。宣统元年（1909），华县高等学校教师刘澍真擅长足球，在校大力提倡，为省城之外开展足球之最者。尔后，足球运动逐步传到全省各地。[3]

　　茹卓亭（本名“欲立“）这些人都是开明学者，他们推崇足球运动的原因，与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相似——足球作为综合性很强的运动项目，利于健身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而这两种精神，有利于强国。

　　这些人的贡献取得了成果，上海早期足球联赛的球员中，有不少都是从陕西考来的大学生。

　　除了陕西之外，湖北、四川、河北等地区的足球运动发展，也是内地足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典型。

　　春流滚滚，潮风震震。当各地的足球组织都以蓬勃之姿迅速发展之际，全国性的足球组织也要呼之欲出了。

　　这支最先的中国国足将在未来的20年里取得骄人成绩，彻底踢翻“东亚病夫”的耻辱招牌，甚至让海对面的日本人尊敬不已。只可惜，这看似傲人的成绩背后，是一代忍辱负重的年轻中华儿女们用稚嫩的肩膀所抗负起的苦难的大山。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眼泪。

　　1913年，当欧洲正笼罩在列强博弈的阴霾之中时，遥远的亚洲发生了一件在政治上不大不小，但在体育界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开幕了。

　　正是因着这两年一届的地区性运动会，中国首次与国际奥委会有了联系。远东运动会的举行，使近代东亚三国（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开创性地与西方世界取得联系，并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东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4]

　　也正是为了应对远东运动会，第一支中国国足也正式于1913年创建。此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足球协会，因此这支国足其实更像是一支为了比赛临时组建的民间团体。

　　但是这支队伍实力不俗，1913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举办了十届，中国国足除在第一届由于组队仓促而屈居亚军之外，其余九届，全是冠军。甚至在决赛中，打出过5：0日本这样的大比分胜利。那个时候，是不存在什么“恐韩症”“恐日症”的。

　　而日本队，则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倍感绝望。上海的《申报》曾经引述过一段日本媒体的号外——

　　不过，那时候，实力还很弱的日本人就显示出了其对待足球事业的韧性：面对中国队，日本队一直“用种种之科学研究方法”加紧训练，“以期技术昌明”。令人惊讶的是，日本队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时一跃得亚军，尚不满足，归国后继续苦练内功，至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时竟与中国队踢成平手，并列第一。[5]

　　为远东运动会而成立的国足给日后的中国足球事业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中不少人的名字都将载入史册。参加过五届远东运动会的李惠堂先生甚至被编入了很多民间故事，以至于流传出了他用球踢死人的神话。

　　1924年，中国足协正式成立，中国国足终于不再是一支松散的民间团体而是政府体育事业的一部分了。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腐败无能的民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国足并没有走上通亨的成功之路，而是走向了最黑暗的深渊。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我国足球运动员获得了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机会——这是中国国足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与欧美国家竞争。

　　由于此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辉煌战绩，中国下至平民，上至南京政府，都对球赛抱以极大期待，因为这是中国最拿得出手的一项运动。

　　有一句话这样说：无论国内海外，也不问新手或宿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疑，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

　　但与一些人的亢奋不同，对于奥运会的挑战和意义，国足队长李惠堂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

　　出征柏林前夕，李惠堂受邀为《世界运动会特刊》撰文，他非常冷静地写道：“我国的足球，二十多年来的进程中，努力争得远东霸主的称号，可是远东的足球程度还幼稚的多，在远东称足球霸，无异在井底做蛙王。”[6]

　　总之，在民间沸腾、政府鼓励之下，22人的国足名单终于刊出。可惜，号称“重视体育”的民国政府根本就没把奥运会当一回事，连中国奥运代表团前往柏林的路费都没有拨。

　　迫不得已的奥运代表团不得不自筹资金。田径队的刘长春从张学良处获得资助，而足球队由于人多，只好提前两个多月出国，一路比赛，靠门票收入当经费——在柏林奥运会赛前，中国国足已在三个月时间内连踢27场球赛，且一场未输，再加上不断赶路，事实上已经疲惫不堪了。

　　更可笑的还不止是经费紧张，而是中国足球的队伍框架。民国政府连一位专业足球教练都找不到——开拔柏林的中国国足的主帅颜成坤仅仅只是一位在香港开公交车公司的富翁。

　　舟车劳顿、专业不足，国足的奥运之行是困难重重的。尤其是中国队的奥运对手是国际强队英国队，没有经过体系化训练的中国国足以0：2的成绩被淘汰。但是，这场比赛却让欧洲人看到了亚洲的足球力量。

　　传闻在赛后，豪门俱乐部阿森纳曾向李惠堂伸出橄榄枝却被拒绝。如果此事为真，那么这恐怕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也第一次失去前往欧洲强队的机会吧。

　　奥运之后，令欧洲人眼前一亮的中国国足受到了各国邀请，在英、法、瑞、荷等欧洲国家先后比赛九场。

　　从洋务运动开始足球文化传入中国，一直到1936柏林奥运会，历经半世纪的时间，中国足球终于从萌芽中猛生，终于冲出了世界。

　　1936年的世界，正处于经济大危机的衰落期，正在于危机四伏的隧道中走向世界大战的深渊；1936年的中国也动荡不堪，东北沦陷、版图震荡，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中国足球不得不停止了发展的步伐。

　　曾如新草般茁生的中国足球，又很快匍匐在了草坪之中，重新汲取养分，这蛰伏于野的苗芽正在蓄势下一波力量，准备在一个新的时期再次勃发——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新时期。

　　[1]何启君、胡晓风《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260页

　　[2]金汕《这个该死的足球：中国足球备忘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86页

　　[3]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七十三卷·体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87页

　　[4]陈晴（主编）《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33页

　　[5]李琪《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47页

　　[6]连宪平《1936：“亚洲球王”李惠堂与中国男足的奥运苦旅》，《民间故事选》2020年第3期，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