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28日，中国大地依然沉浸在百年的沉寂中。这日，英国海军的炮声在广东虎门海面上响起，这一声炮响，划破了沉寂的南海，敲响了天朝灭亡的警钟。

　　清朝军人挺着大量吸食鸦片之后落下的乏味无力的身体，在大清帝国的沿海，抵抗着英国军队的侵略。

　　战争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一直到1842年，清朝政府终于无力支撑战局，宣布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就此签订。

　　战争硝烟还在延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屠杀五十天，中国被迫签订《北京条约》来请求敌人撤兵，俄国趁机割走了中国150多万平米的土地。

　　随着天朝上国大梦的堕落，中国人的形象在傲慢的欧洲人眼中迅速妖魔化，羸弱、瘦小、萎靡不振，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西方人送来的“东亚病夫”的大帽子似乎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诅咒。

　　打翻傲慢欧洲人对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成为了自此之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志向。

　　两次鸦片战争造成中国被迫设置大量的通商口岸，向全世界打开国门，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宣告破裂。随着通商口岸的打开，不少的西方现代先进思想涌进了中国，这其中就包括科学的体育思想。而足球也作为这种体育思想的一部分，重新回到了中国。

　　现代足球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最早被打开的通商口岸——香港。《南京条约》使得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量的英国人员进入香港地区，实行对香港的全面管控，他们也把足球带了进来。

　　1886年，英国人就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足球会，之后还举办了香港高级组银牌赛，这是亚洲最早的职业联赛和锦标赛。但是香港早期的足球主要由西方人参与，华人没有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

　　香港华人为了打破由洋人独占的足球运动格局，于1904年成立了华人足球队，成员多为学生，这些人成为了整个中国最早的本土足球从业人员，为整个香港地区的足球运动发挥了奠基作用，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了后来远东运动会的主力，为中国人依靠足球打翻“东亚病夫”刻板印象的未来埋下伏笔。

　　1908年，由被誉为“我国第一个踢现代足球者”的莫庆发起了“南华足球会”。

　　开始有40多人参加，虽然当时的香港华人对现代足球缺乏理解和认知，但是这些一一成立的华人足球组织依然如星星之火，逐渐点燃起了华人的足球热浪。最终成功打破了英国人在香港的足球垄断。[1]

　　如同香港一样，现代足球由洋人带到了各地的通商城市，然后再从这里传播到了全国。国内的不少开明志士看到了足球在锻炼人身体上的重要性，也参与到了帮助足球传播的道路上来。

　　由于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相较于世界列强的落后性，教育改革成为了清朝末年的重点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朝一方面自己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另一方面又允许外国在中国创办西洋学堂和教会学堂。

　　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数以千计的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青年介绍了西方有益于青年成长的德智体方面的活动（这其中就包括足球）。[2]

　　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教会学校。这所诞生于1879年的学校大有来头，因为在1881年就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所以成为了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更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

　　由于具有美国圣公会的背景，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先进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曾为旧中国培养过顾维钧、林语堂等外交、文学领域的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学校的专业在院系重组中被拆分给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优秀的学校，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成就。

　　这所学校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坚持了西式学堂重视体育活动的教学传统，配置了完善的体育设施，并且在校内创办了中国第一支足球队。

　　圣约翰大学创办的足球队引起了轰动，这支球队的队员全部由学校的中国学生组成，教练是学校专门雇佣的外籍教练（这些人应该就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批外教，外国人是从最初就伴随着中国足球的）。

　　由于正处于清末，男子须留满族传统的辫子，为了防止辫子对踢球的阻碍，球员们不得不把辫子缠成一团盘在头顶。这样的场面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1903年的圣约翰大学足球队中，有一个名叫黄明道的学生，他不爱将辫子盘起或扎紧，而是踢球时任其发辫垂飘于后。由于其奔跑速度极快，所以凡见黄明道在足球场上追奔抢球、运球时，其辫子总是被拉成一平行的直线拖于脑后，蔚为异观。由此，上海的市民便将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又称为辫子军足球队。[3]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批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足球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在洋人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建立之后，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南洋公学也不甘示弱，同样创办了自己的足球队。之后，两支上海球队经常相互交战，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德比之战了。

　　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是清朝翰林，虽然出身为封建科举，但是他的思想却十分开阔。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显示出的强大肉搏能力让唐先生大感震撼，看到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营养不良而瘦弱无力的身体，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

　　“身体锻炼要从娃娃抓起！”身为校长的唐文治先生对体育教育十分重视，不遗余力地发展南洋公学的体育建设，并且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

　　足球是唐文治找到的体育教育的密码。为了跟优秀看齐，从1902年开始，南洋公学就开始与有名的圣约翰大学不断地进行足球比赛，唐文治先生对这些比赛非常重视，他会在赛前对球员进行动员鼓励，他会亲自督战，他会成立专门的啦啦队为球队鼓舞士气，他甚至会在南洋公学队输球后嚎啕大哭......

　　对于唐文治来说，足球比赛是学校一件大事。每有比赛，唐文治便亲自布告如下：“今日下午本校与圣约翰比赛足球，所有上、中院（上院为大学、中院为附中）各级一律停课一日，以便前往助威，尚望各球员努力比赛，为校争光，本校长有厚望焉。校长唐。”[4]

　　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亮。看！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一开足，个个生龙活虎，真不愧蜚声鸿誉冠我邦......

　　如果说上海是现代足球在中国重新萌芽之路之中的南方代表的话，天津就是北方的典型代表了。作为最早一批被迫开放的北方城市，天津经历了跟上海类似的故事。

　　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打破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平静。英法军队的士兵在天津的兵营中修建球场，进行足球比赛，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好奇，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开明人士对两国国民体格能力的反思。

　　严复先生是当时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学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革新思想，主张中国破除传统，对西洋进行全面地学习，同时，他也在英国的学校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这样的学习使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认识到了英国的现代足球文化，并且将这样的文化带到了天津，让英国的种子在天津的土地上长出了属于中国的树。

　　1881年，严复担任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洋文正教习”，将足球纳入课程设置中的“操法”一科，并聘请英人担任足球教官。

　　这样的措施引发了天津各个新式学堂开展足球教育的热潮，这样的热潮在新学书院催生了天津的第一支华人学校足球队。

　　这支球队后来成为了整个华北的足球劲旅。之后，又联合成立了“体育联合会”，举办了中国北方较早的足球联赛。[5]

　　1917年，多所天津学校联合成立了“天津学校足球会”，这是天津最早的正式足球组织。

　　自此，中国足球由明清时代走向消亡，到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足球文化重新回到中华大地，中国走过了关于足球的一个循环。“东亚病夫”的招牌依然捆绑在中国人脆弱的肩头。

　　但是，在全国各地启蒙的现代足球文化，很快就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展开中华民族的另一种不屈的力量。

　　下一集，我们将会看到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学生足球队逐渐构成了中国最早职业足球联赛的基本雏形，我们将会看到新成立的中国国足在亚洲赛场上展现中华民族的魂灵，我们将会看到李惠堂和阿森纳的传闻，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们，把“东亚病夫”的招牌踩在自己脚下……

　　[1]陈晴《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7页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430页

　　[3]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年8月

　　[4]交大体育《[交大记忆]穿越百年感受南洋公学与中国足球的荣耀时刻》，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官网，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