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和上厕所在今天的我们眼中其实是很寻常、甚至不值一提的事情。但它们却是19世纪里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私人生活”的重要一环。

　　公共澡堂曾经是罗马人生活里的重要交际、娱乐场所。可是，到了19世纪公共浴室在很多大城市里并不好找。让浴室渐渐退出欧洲人生活舞台的原因之一是“人的观念”。近代的欧洲人把裸露身体看作是一种非常羞耻的事。当时人们不分男女，能公开放在衣服外边的只有脸和手。一个男人即使在自己家里，只穿着衬衫和长裤来回走动都会被看作是不礼貌的行为。而如果他敢穿这身走上街，那简直跟裸奔没什么两样。在连跑步、踢足球都必须戴帽子的时代，要跑到公共澡堂洗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绝大部分人只要条件具备都更愿意把洗浴这件事放在家里。

　　跟人们的羞耻感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卫生观念。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都相信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当时的人相信“瘴气”是百病之源，它从社会的种种污秽、肮脏的角落里滋生，比如屠宰场、垃圾堆、污水坑，还有人类自己为自己修建的坟墓。这些可怕的瘴气随着空气四处传播，一旦进入人体，就会诱发各种疾病。

　　同时科学的进步还让当时的人们认识到，空气要进入人体其实并不只有呼吸一种方式。欧洲的医生已经认识到了皮肤和毛孔也具有“换气”的作用。结果就是对“瘴气”的恐惧，导致大多数人坚信“让毛孔张开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观念体现在洗澡上，就催生了对热水浴的恐惧和排斥——热水洗澡不但有让人身体萎靡、精神倦怠、想入非非这些传统的问题，它还能导致人的毛孔张开。

　　这种观念也有它好的一面，依照它的逻辑，“热水浴”有多少缺点，那么“冷水澡”也就有多少好处。洗冷水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神经、恢复人的元气，还可以让肌肉紧绷、毛孔收缩。既能健体强身，还能让人更好的隔绝“瘴气”！所以人们认为用热水洗澡是腐败、堕落、甚至是野蛮愚昧的；而冷水澡则是简朴、阳刚、充满罗马人气概的行为。

　　不过所有这些观念在1960年代都遭到了颠覆。当时一个新发现轰动了欧洲，那就是巴斯德的“微生物”理论。1863年巴斯德给拿破仑三世皇帝讲解了什么是细菌，还有细菌跟疾病之间的关系，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皇帝很快就要求奥斯曼男爵为巴黎建造一座符合“近代科学”的新医院，要把病房从过去那种修道院式的小隔间，变成开放的、空旷的、便于空气流通和消毒的大病房，这就是日后重建的巴黎主宫医院。

　　到19世纪末，时髦的“细菌恐惧”代替了传统的“瘴气恐惧”。人们开始大谈“看不见的杀手”、消毒成了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人们连桃子都想煮熟了再吃的时候，热水澡的流行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公共澡堂是一回事，家庭里的浴室和“卫生间”是另一回事。浴室要走进每个普通人的家庭，还受到另一个重要条件的制约，那就是上下水。城市供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看起来都没什么区别。大城市总有一条自己的大河，伦敦有泰晤士河、巴黎有塞纳河、维也纳有多瑙河，布达和佩斯原本是隔河相望的两座城市，但后来它们合二为一成了横跨多瑙河两岸的布达佩斯。虽然都是靠水吃水，不同的城市在供水方面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伦敦人就大量使用“常压自来水”。各个自来水公司从泰晤士河或其他水源把水泵出来，然后分时间段输入自己铺设的水管，利用高低差让水自然流动到用户的龙头。

　　而巴黎的供水方式就更传统，巴黎既有罗马人那种宏伟的引水渠，也有更实用的塞纳河上的泵站，比如“新桥”上那个著名的泵站。不过到19世纪初，这两个水源都已经不足以满足巴黎的需求了。所以拿破仑一世下令为巴黎修建一条新的运河，既可以作为运输手段，也可以作为新的水源。但拿破仑规划的运河在战争期间没能建成，这条运河的完工要等到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复辟了。

　　到19世纪中期，水渠、塞纳河、运河共同构成了巴黎的水源。这些水源除了向少数豪宅供应自来水之外，绝大部分都被引入到遍布巴黎的“公共喷泉”中。19世纪的伦敦喝的是自来水，巴黎则是喝桶装水。由于伦敦人占有用水方面的便利，所以伦敦的穷人即使没有办法烧水，也可以用冷水擦洗身体。巴黎人用水不便，去澡堂的情况比伦敦人要多。

　　供水的进步怎样改变了19世纪的洗澡间呢？要观察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首先观察一下当时的人们怎么洗澡。19世纪的油画里“洗澡”的场面其实还是挺常见的。但绝大部分沐浴场景表现的都是“古代和神话题材”，原因也还是人们的道德观。神话题材之外，也有一些绘画公开表现了19世纪的沐浴场面，所以它们被公开展示的时候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抨击。比如库尔贝那副著名的《浴女》，在沙龙展上展出时，就被拿破仑三世皇帝愤怒的抽了一鞭子。但其实库尔贝画里的人物已经洗完走出来了。更激进的其实是印象派的马奈和德加。马奈在沙龙展上展出的《浴》，或者用它今天的名字《草地上的午餐》，就表现了洗浴的过程。这幅画里虽然近景的人都在草地上，但远景里的人其实正在洗澡。

　　有人会说马奈画上的人其实并不是在洗澡而是在游泳。但那个时代游泳和洗澡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绝大部分中上层阶级根本就不游泳。他们去海滨其实是为了做水疗。这种水疗就是“海水浴”，今天随处可见的“海滨浴场”就是这种水疗海水浴的遗产。只不过今天我们在“海滨浴场”里游泳，而19世纪的人则真是泡在海水里洗澡。

　　当时的医生相信海水浴有冷水浴的所有好处，而且海水有复杂的盐分，所以对人还有一系列普通的冷水浴提供不了的优势。不过海水的疗效跟海水的温度成反比。海水越冷疗效就越好，夏天地中海的温度太高，这才是人们纷纷往北跑的原因。到冬天北方的海水已经冷到无法忍受了，人们才勉为其难的去南方。所以一直到20世纪初，法国南方“蔚蓝海岸”的度假酒店都只有冬天才营业。

　　一般市民的洗澡方式，用的是正常尺寸的脸盆、热水和毛巾，他们做的其实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擦澡。如果是男士可能会脱掉衬衣和长裤，换上一件19世纪的长睡衣，就是从脖子到脚的那种面口袋一样的睡衣。然后用毛巾肥皂和水一点一点的在衣服下边擦洗身体。

　　这种洗澡方式的好处是不需要暴露身体，而且速度很快，用水量也少，适合各个阶层的人。即使住在群租公寓里，也可以洗澡。这种方式主要用在早晨，也就是说19世纪的市民阶级无论是中产还是下层阶级，每天出门之前都会用水简单的擦洗自己。

　　水和肥皂是19世纪注重卫生的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随着消毒热潮的铺开，肥皂成了热门商品。也成了中产阶级“尊重科学”“崇尚理性”“反对愚昧”的自我定位的重要外在标志。当时肥皂气味大、价格高，穷人买不起肥皂，即使能买一两块肥皂也舍不得天天用，中产阶级一个月要用三到四块四盎司的肥皂。于是一个绅士身上的肥皂味就像今天的香水味一样成了彼此辨认的最简单办法。

　　穷人买不起肥皂不等于穷人不洗澡，冷水、毛巾和擦身体的刷子是他们洗澡的主要工具，这种刷子有点像今天的搓澡巾，洗澡方式是先用水弄湿一部分皮肤、然后用刷子刷，刷掉污垢和皮屑之后再用毛巾擦。当然还有一种更省钱的方式，那就是连水都省了，直接拿刷子刷。干搓这种事经过充满好奇心的历史学家，比如露丝·古德曼的实践，被证明是足以清洁皮肤而且消除体味的。她在自己的书里据此怀疑在普遍不洗澡的时代，很可能人们通过“干搓”这种方式也能够有效的祛除体味。18世纪的宫廷不一定是汗味熏人的。

　　无论是擦澡还是干搓，它们共同的好处都是速度快而且省水。既然洗澡的过程里省水，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多少脏水需要排放。所以这种洗澡方式对上下水的需求并不强。真正对供水和排污都有需求的洗澡方式是浴缸。

　　19世纪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都认为泡澡是一种舒服的享受，虽然医生和道学家们反对。但只要买了浴缸，它往往都被放在主人的卧室或者靠近卧室的房间。但19世纪的供水在伦敦是常压自来水。它靠的是高低差导致的水的自然流动。所以水龙头一般都在楼下，地势低的地方甚至在地下室。而在没有自来水的欧洲城市，浴缸需要的洗澡水就得靠桶装水或者水井。

　　结果就是主人想泡浴缸，就意味着仆人需要先把水弄到厨房，再用炉子烧水，然后再用桶把热水运到楼上的浴缸里。而当主人惬意的泡澡之后，仆人还要再用水桶把洗澡水运到楼下、倒进下水道。这个过程想想都是非常辛苦的。当然这是19世纪前五十年的情况，那时候泡澡的人并不多。到19世纪末，主要的变化是家里有了更方便的供水和下水道，其他则没有什么变化。

　　泡浴缸这件事上巴黎比伦敦更麻烦，因为巴黎是桶装水，所以只有很奢侈的、或者很不会过日子的人才经常泡澡。一直到1922年，普鲁斯特洗澡的时候都需要他的女仆塞莱斯特为他准备很多毛巾。这说明普鲁斯特依然是用水盆和毛巾擦澡的。不过巴黎的市政发展落后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奥斯曼大改造以前巴黎排污主要用的是地面上的“明沟”而不是下水道，所以聪明的巴黎女仆并不会费力气把主人的洗澡水用桶慢慢运到楼下。他们会直接用一根管子把主人的洗澡水从从窗口排进明沟。如果路上没什么行人，可能连管子都省了。

　　在洗澡的各种方式里，最依赖技术进步的反而是今天最不起眼的“淋浴”。像今天这样每天早晨醒了洗个热水澡，弄干头发再出门，其实需要一系列技术进步的支撑。首先是上下水，高压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的下水道。然后是煤气管道入户，19世纪末随着电灯的发明，原本为照明用的“煤气灯”服务的煤气管道瞬间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煤气公司为了生存千方百计的为煤气寻找新功能。取暖、做饭之外，煤气热水器也是这种煤气公司求生存的努力的产物。燃气热水器是1900年前后诞生的时髦玩意。

　　在那以前，除了仆人帮忙的洗澡以外，私密性很强而且随时可以洗澡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烧锅炉给整栋楼提供24小时热水。成本之高只有非常奢侈的豪华公寓和“利兹”那种面向贵族和新贵的顶级酒店才能负担得起。正是自来水管道、下水道、煤气管道，这三个大体上到1880年代中后期才成为新式公寓楼标配的东西，给淋浴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我们继续来看厕所。厕所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和既往的几十个世纪都没什么两样：无非是一个座位或者几个座位加一个用来容纳排泄物的坑。但考虑到19世纪人们穿的衣服非常多，所以公共厕所这种东西是几乎没有的。到19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大、城市生活节奏的提高，尤其是面向更广大范围的活动日益增多，一些对外营业的场所，比如万国博览会的展厅、19世纪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拔地而起的博物馆、工商业展览馆、饭店、俱乐部，才开始设立公开的或者半公开的厕所。这些厕所也基本都是收费的，因为排泄物清理是要花钱的。乡下农民会自己处理，因为它是很好的肥料。城市排泄物的清理原本也是这个办法，很多人专门从事这个职业，巨大城市的粪便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运到乡下就可以卖钱，所以最初掏粪工清理粪便的费用也很低廉。

　　但是城市的快速扩大，就意味着城市核心地带和农村变得越来越远，粪便的运输成本随之上升。于是大城市的粪便在清理厕所费用不变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贵。大宗运输也就是通过泰晤士河上的“粪船”集中运输，成本没什么变化，但掏粪工人自己推车运输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划算。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粪便又遭到了来自秘鲁的鸟粪的当头一棒。1840年代，秘鲁鸟粪作为肥料传入欧洲，那时没人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卖多少钱合适，所以鸟粪的价格是很低廉的，低廉到让伦敦的掏粪工无以为继的地步。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厕所主人收费，收费的标准是浮动的，一是秘鲁鸟粪因为效果出众所以价格快速上涨，很快鸟粪带给农民的效益就都被鸟粪涨价占据了，人类粪便再次成为农民的肥料来源。另一个则是厕所主人的负担能力，基本上掏粪工的价格稳定在每个粪坑掏一次一先令，价格是相当高的，很多住在群租房里的人根本就付不起。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想让粪坑有空间，只能等着粪坑自己慢慢渗透到地里去，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溢出来、或是灌到别人的地下室里去。

　　所以在人口增长、城市扩大、鸟粪价格低廉的共同作用下，伦敦确实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恶臭的，至少伦敦东部是恶臭的。这时刚好就是查德威克先生推广卫生运动的时期，运动建立在学界公认的“瘴气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瘴气既然是百病之源，瘴气的源头又是污物和垃圾，那么只要彻底清洁城市，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疾病。

　　所以查德威克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把目标指向了几个主要的领域。此时的肉类批发市场还兼做屠宰场，皮革行业的皮匠需要鞣皮所以需要尿和其他原料，教堂的墓地几百年来因为反复埋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约克郡的乡下教堂周围的土地都能比教堂高几十厘米，那么大城市的教堂墓地，从墓地里被挖出来的尸骨棺材被集中堆放在地下室的效果也可想而知，然后就是每家每户的厕所。

　　查德威克的卫生运动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卫生运动很像，就是鼓励家家户户大扫除然后检查评比。擦地、擦窗户、倒垃圾、清理厕所，在这个过程中自来水给卫生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也暴露出了伦敦缺少下水道的问题。于是查德威克先生开始推动污水管道的建设，通过堂区、大都会工务局的共同努力，人们渐渐建立起一些简单的污水管道，然后要求各家各户都必须把自己的厕所连到这样的污水管道上，看起来伦敦的卫生运动大获成功。

　　1851年历史上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行，盛况空前，但传统的卫生观念也开始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过去每个体面人都可以空着肚子出门，尽量少喝水、少吃东西，回家或者到俱乐部、高级餐厅再吃、再喝，当然也就可以到那时候再方便。但跑到伦敦看万国博览会，一去就是一天，不吃不喝就撑不下来，可是吃了喝了没有厕所又要了命。万国博览会在提供餐饮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厕所。而厕所里其实也展示了一个新产品，它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展厅里展示的展品，那就是经过改良的抽水马桶。

　　很多人被这件付费体验的商品震惊了，纷纷决定在自己家里也搞一个。过去的马桶对普通用户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是跟粪坑直接连接产生的“反味”问题，盥洗室里的马桶实际上是一个直通粪坑的管道，用的时候固然方便，但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个臭气管道。这个问题让马桶从16世纪诞生到19世纪中期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只有宫殿、乡下的贵族豪宅，才能无视这种问题。但到万国博览会的时代，S型管被发明了，通过这个简单的发明，抽水马桶管道里可以积累一部分干净的水，阻挡了粪坑的臭气。抽水马桶自身的改进、S型管道的发明和廉价化，还有城市供水系统和城市排污系统的发展让抽水马桶快速普及。

　　但事实上抽水马桶即使得到了所有这些助力，依然有一个重要的障碍，那就是照明。卫生间在我们今天的住宅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19世纪的公寓楼里，很多小户型没有卫生间，只有普鲁斯特父母租的那种占据了一栋楼的一翼整层四百平米左右的大户型公寓才是自带洗澡间和卫生间的。大部分市民，包括一些律师、职员这样的中上层阶级，公寓也没有卫生间。

　　比如维也纳人的好市长卡尔·吕格尔博士，在当选市长住进市政厅的市长公寓以前，也是住在普通公寓楼里用公共厕所的。这种公共厕所确实配备了抽水马桶，但卫生间的位置往往在整层楼的边缘，电灯的出现比抽水马桶晚得多，所以白天人们可以安心排队如厕，但夜里当需求猝不及防出现时，行动却因为没有照明设施而变得非常不便，着急方便的人想去厕所不太现实，便盆依然是人们的夜间首选。

　　所以整个19世纪，大城市的白天人们用抽水马桶，清晨用抽水马桶处理便盆污物；但整个夜晚，人们依然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便盆。在没有上下水的外省就更是如此。可即便条件落后，抽水马桶的好处还是非常吸引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抽水马桶的替代物——“土厕所”出现了。土厕所是没有上下水情况下的抽水马桶。只不过它在座位下边是一个桶，桶里垫了一些土，当人用完它之后，也可以用拉绳子的办法拉动后边的“水箱”，水箱里装的不是水而是土，土会倾泻下来盖住排泄物，桶满了的时候会被专门负责清理回收的人统一拿走，通常是在每天早晨，然后换上新的桶循环利用。在城市边缘“土”也不好找的时候，人们就找到了土的替代物“炉灰”。每家每户都需要烧煤，所以炉灰在城市里比土好找。

　　上厕所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实际上，19世纪卫生纸的发展大大落后于抽水马桶的进步。或者说整个厕所里抽水马桶在技术进步方面一枝独秀、突飞猛进，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跟上它的脚步。抽水马桶大放异彩的19世纪中期，有一个看起来跟它不沾边的改革其实也给它提供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就是“报纸印花税”和“纸张消费税”的废除。

　　报纸是要贴印花的，这确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规矩，印花税和纸张消费税一起阻碍了报纸的发展。这两个东西的废除让报纸印量立刻爆发性增长，尤其是便士报的诞生，让报纸在厕所里战胜了“政治小册子”和“传单”。到了美好年代，便士报已经成了卫生纸的主要来源，因为它和“政治小册子”“传单”一样价格低廉，但它的供应更稳定。便士报在作为卫生纸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它用的纸不好，所以不那么硬，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印刷便士报的廉价油墨容易掉色。所以一个笑话里一个作家鼓励另一个作家说你努力的写吧，你写的那些玩意只要被登出来，即使进不进读者的脑子，也总能留一点在他们身上，说的就是便士报当卫生纸的时候常见的掉色问题。

　　19世纪另一个快速走进厕所的印刷品是日历，当然不是那种铜版纸的挂历，而是很久以前用的那种一次撕一张的日历或者“月份牌”。过一天撕一张是日历的设计用途，但上厕所的时候撕一张，说明书上也没有禁止过，所以报纸和月份牌是19世纪末抽水马桶的两大伴侣。

　　当然也是在世纪末，卫生纸出现了！不过，它不是作为日常消费品，而是作为医药器具出现的。世纪末的细菌恐惧症，让会掉色的报纸引发了消费者们的焦虑。但报社表示报纸的设计用途里也没有当厕纸这一项。于是，一种洁净、无毒无害，而且可以杀菌的厕纸就诞生了，卫生纸这个名字正说明了它的产品定位。但这种卫生纸为了突出自己作为医疗器具的崇高身份，设计的非常硬核。完全没有考虑过使用者的舒适问题。毕竟舒适性产品的价格没法跟“医疗器具”比。到20世纪上半期，卫生纸还是很硬、很不舒服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柔软的卫生纸，要到二战前后甚至更晚才定型，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还无法接受花钱买舒服这种行为。

　　洗澡和上厕所在今天的我们眼中其实是很寻常、甚至不值一提的事情。但它们却是19世纪里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私人生活”的重要一环。一种孤独的、不在大庭广众之中的家庭生活；一种追求私密性、不对别人开放，甚至不希望有仆人在场的家庭生活，是19世纪的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全新事物。不需要跟仆人、厨师共同生活，也不需要把自己的舒适性建立在仆人辛苦劳动的前提下。这种更平等、更注重私密性的家庭生活其实是19世纪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生事物。只不过它已经完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观念里的理所当然，所以被我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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