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已经跌入谷底的中国足球，改变并不是更换一个足协主席、一个国家队主教练就能带来的。

　　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副总、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非常有发言权。作为常年深耕在青训一线的足球人，他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深刻思考。

　　20世纪1980年代，张路就同北京市大批体校教练、足球老师一道，帮助中小学创建校队、开展精英式选拔和训练、举办各类校级比赛、组建北京少年队等，他本人也因工作出色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提拔。

　　然而之后的现实却给张路“泼了一盆冷水”：中国踢球的孩子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1989年，张路所在的课题团队对全国22个足球重点城市做了一项为期一年的深入调研，调研的结果是当时全中国常年踢球的中小学生只有大约1万人，其中大连最多，有1000 人，北京、上海各500余人，其他足球重点城市大概只有几百人或几十人。

　　除了这22个足球重点城市以外，中国其他城市里几乎很难再找到常年踢球的中小学生。这个现象持续了 25 年，直到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才有所改善。

　　纵观亚洲足坛， 日本常年踢足球的中小学生不会少于60万人，仅高中联赛每年就有约10 万人参加；泰国目前的注册球员也已超过30万人。

　　“之所以适得其反，是因为我们只抓提高，不抓普及，把足球变成了少数人的运动，从而造成了中国足球人才的匮乏。”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开展足球运动，只注重提高水平，却忽视了对人的教育和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身体素质的根本目的。

　　“优秀运动员的诞生，首先是要选材。科学训练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一名球员能否达到顶尖水平的还是自身的天赋。中国幅员辽阔，按理说优秀运动员应该有很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分散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只有大面积普及后才能发现。”

　　简言之，国家队要想出成绩，首先需要选出优秀球员；要想选出优秀球员，则需要有足够大的选材范围。

　　如果中国国家队只能从1万名中小学生中选拔后备力量，那么这个选择范围未免过窄，想从中发现足球天才更是难上加难。

　　张路认为，首先，由于学校的校队要参加区里的比赛并争取拿到好名次，所以从小学开始就组建校队，而在校队队员选拔过程中，过于注重挑选身体强壮的小学生，却忽略了那些有意识、有天赋的足球少年。

　　且因学校足球场有限，只有校队能进场训练，其他未入选校队的孩子就失去了大量的踢球时间。

　　其次，进入校队后，校队的老师开展所谓的“正规训练”，加大训练强度，一周练习五次或六次，未达到要求便对孩子加以指责，使得入选的孩子们慢慢失去了对足球的兴趣，还耽误了学习，成了“文盲”加“流氓”。

　　再次，对比赛成绩的过分看重引发了校队间的恶性竞争，“挖人”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各队实力严重失衡，比分悬殊，很多学校不得不选择退出。

　　最后，各地校队谎报年龄、篡改户籍等弄虚作假行为泛滥，不良风气影响了处于成长期孩子的三观。

　　随着小学组建校队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家长们逐渐不再愿意送孩子去踢球了；选入校队的学生由于大量的训练和比赛耽误了学习，也不再获得任课老师们的支持。

　　家长担心孩子的前途，迁怒校方，学校同样越发觉得办校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索性不再开展足球活动了。由此，短短几年时间里，校园足球的规模急剧下降。

　　要想扩大足球人口，就需要观念的转变，一直以来，大家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即家长让孩子踢球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未来成为职业球员，进而为国争光，或是赚取高薪，抑或考取名牌大学。

　　一方面，学足球的孩子从小就要接受不科学的“早期专业化”训练，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同时为了成绩开展足球运动导致学训矛盾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场地有限，很多孩子连接触足球的机会都没有。

　　“目前国内平均每年能进职业足球队的只有100余人，能作为足球特长生考入大学的也不过几千人，那么其他人学足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当‘分母’、当‘牺牲品’吗？”

　　中国足球界长期以来没能就这一问题给出好的答案，足球普及工作也因此始终未取得突破。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张路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抱着培养职业球员的目的让孩子们踢球，那肯定不行；我们必须要把目标转变为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收获健康快乐，实现立德树人，特别是在小学阶段，不应该过分追求专业化。

　　足球运动只有大面积普及，打好基础，才能带动竞技水平的提升，弥补我们与足球强国间的差距。要想做好普及，同样不能偏离足球的本质——比赛。

　　所谓“瞎踢”，指的是踢球者不受约束，在无专人指导的环境下自由地比赛，“实际上我推行的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围栏小场地比赛’，它的基本形式是使用每个大约0.8米高、2米长的活动围栏，围起一块一块的小场地。”

　　“用的时候，就把活动围栏摆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也不破坏场地。活动围栏可以随意组合，这样就把场地分割成多个小块”。

　　小学是我国足球人口稀缺的根源阶段，为此，张路从2018年暑假到2020年寒假期间，在北京市120多所小学推广“围栏小场地比赛”，一年半的时间里一共进行了15万场比赛，共计190万人次参与，平均一个孩子踢了接近60场比赛，一个学期能踢到20场。

　　曾担任上海海港主教练的博阿斯同样指出，中国的校园足球应该降低家长在其中的影响力，“提出要求与目标是教练的职责，家长所需要做的，是支持孩子自由、开心且没有压力地踢球”。

　　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巨星，例如贝利、迭戈·马拉多纳、齐达内、姆巴佩等，在小时候都有大量“瞎踢”的经历。

　　包括国际足联的青训手册里也专门提到，要想培养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在儿童时期就必须经历自由踢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球员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冒险精神，才能使他们成为决定比赛的人。

　　张路直言：“足球运动员在场上随时要经历一个观察、判断、思考和决策的过程，这种高速的头脑运转，是智慧和思维的比拼，真正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正是在这方面取胜。”

　　“如果从小的训练缺乏思考和对抗，球员就难以随机应变，成为职业球员后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很多职业队外教都说中国球员在比赛中极度缺乏创造力的原因。”

　　学生在不同年龄段的发育特点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开展普及和提高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应当做到“层次清晰、序列明确”。

　　“层次清晰”指的是要分清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序列明确”意味着要找准普及和提高的差异。

　　在小学阶段，学校的任务就是做好足球运动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小学生有机会接触足球运动、参与足球比赛。

　　“学校里有限的师资和场地资源必须为普及服务，而不是提高。我也一直在呼吁，千万不要在小学里组建校队，因为校队是为夺取成绩而建立的，是为少数足球精英服务的，也是为提高而存在的，如果学校里开展提高，必然会冲击普及。”

　　张路以日本为例进一步展开说明：“在日本，公立小学进行通才教育，都是全科老师，没有专科老师，甚至体育课也不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来教。”

　　“其实小学阶段只需要让孩子们掌握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没有必要过早地进行高水平训练、要成绩，否则必然会导致强烈的学训矛盾，毁掉大批孩子的前途。”

　　到了初中，足球运动的普及依然在校园进行。不过，不同于小学的是，初中可以在校园内进行提高，比如组建校队并选拔足球人才，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是因为初中生相较于小学生往往能够更好地处理学习与足球的关系。

　　“进入初中之后，有意向将来成为职业球员的孩子就要花较多的时间进行半专业化训练，但他们也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这就需要找到一种模式来平衡学习与训练的关系。”

　　经过长期的实践，张路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兼顾学习和训练，还是需要俱乐部与普通中学合作，足球学校由前者建立，球员的学籍挂靠在后者。

　　当然，由于初中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快速期，足球学校在选材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漏选或者选入足球学校后被淘汰的孩子，都应给予其继续参加高水平足球训练和比赛的机会，为他们将来重新步入职业足球体系提供可能。

　　到了高中，普及和提高依然需要同步进行。普及是为了通过开展足球运动帮助高中生强身健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高考，而普通中学中一些足球水平较高的高中生，则可以通过学校校队和校外业余训练来提高自身水平并准备足球高水平运动员考试。

　　“普及和提高在任何阶段都存在，只不过开展的形式不同，但是两者必须要分开，否则必然会破坏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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