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停滞三四秒钟。主裁判跑上前去，鼓起腮帮子，吹响已经放进嘴里的哨子：“嘟—嘟嘟——”

　　那是这场足球赛“第二小节”刚开场。高喊“越位”的是场边乌泱泱看球的村民，他们齐刷刷挥舞着手臂，大声嚷嚷起来。

　　“看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懂球，能看出来什么是越位。”2023年2月7日，回想起春节期间执法的几场比赛，当值主裁判的八里堡村民石松明不无骄傲地说。实际上，上场比赛的球员中，也有年逾五十的“大爷”。

　　继“村BA”篮球走红之后，2023年春节期间，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八里堡村举行的乡间足球比赛，再次燃爆全网。携着卡塔尔世界杯的余热，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村界杯”。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识字的稚童，村民们表现出了对足球运动的真挚热爱和专业水准，从而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一南一北，一个篮球一个足球，“村BA”和“村界杯”交相辉映，成为全民体育的代名词。

　　实际上，在诞生汉高祖刘邦的这片土地上，足球赛事作为一项传统悠久的民俗，顽强地根植在苏北这座村落的文化基因里。尽管一度遭遇过低潮期，但是随着乡间活力的强势复苏，这项运动再次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生命力。

　　根据当地村民引以为傲的介绍，八里堡村足球场，是整个苏北农村第一座天然草坪标准球场。球场坐落于村道旁的庄稼地里，四周青苗覆地、果园掩映，茫茫原野一望无垠。在网络上火爆的无人机俯拍视频当中，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成黑压压的长方形。大家叫喊着，洋溢着纯真的欢乐。

　　“我们这个球场是真草，当时买了好几编织袋种子。”当地的大沙河林场党支部书记褚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球场便由其组织兴建，赛事名叫“贺岁杯”，从大年初一到初七连踢七天，“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就火了”。

　　这是一项由七里堡、八里堡两个毗邻的行政村为核心的草根赛事，最初只是两个村的足球发烧友内部切磋，因为水平高、观众多、氛围热烈，吸引了周边乡镇、县城甚至是徐州市的业余球队前来交流。

　　褚涛已年逾五十，在他的记忆中，还是很小的时候，乡亲们便经常组织足球比赛。“球场也算不上什么‘民心工程’，主要是老百姓喜欢。”褚涛回忆，三年前，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翟居义恳切“进言”，提议把村口一片空地建成足球场。一拍即合，林场出资购买草种、球门，村民们看到后都很高兴，帮忙平整土地、拉铁丝网，群策群力把球场修建起来。

　　草坪培植需要两三年时间，但球迷村民们忍不了那么久，第一年春节就上场踢球了，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从此形成了惯例。

　　过完年，翟居义已经74岁，他是当地中学的退休体育老师，带出过多位省队球员。前些年，孙子考上清华大学，翟居义升级成为“文体两开花”的老爷子。

　　“我父亲就喜欢踢足球，打小就带着我踢。”球场竣工后，翟居义完成了一件多年夙愿，满心欢喜去那里溜达，“不过，我现在是踢不动咯”。

　　翟居义回忆，农村条件差，一直没有专业场地，几代人都是在树林子里和打谷场上踢球。“球也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就用烂布条，裹着破棉花，裹得越紧，越有弹性。”他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也不缺，连球场也有了。

　　为什么不起眼的小村子里，足球基础这么好？翟老爷子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1982年他在江苏师范大学进修时，专门到学校图书馆、文化馆查阅资料、请教专家，最终的答案是，“足球”是沛县西北地区悠久的民俗文化。

　　“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很喜欢踢蹴鞠。”他说，沛县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七里堡、八里堡毗邻的安国镇刘邦店村正是刘邦故里，老百姓喜欢蹴鞠，世代传承，成为根深蒂固的民俗。

　　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项顽强的民俗也没有中断过。1987年，翟居义作为教练，带队赢得江苏省农民“要塞杯”足球赛冠军，由此代表江苏前往大连参加全国性质的第二届全国农民“农业银行储蓄杯”足球邀请赛。“人家大连那草坪，像踩在地毯上。”七里堡村民马运强是当时的队员，回忆起当年的比赛，仍然难掩激动。

　　那是两个村足球史上的巅峰一战。马运强说，揭幕仪式上，他们抽签对阵东道主辽宁队，但因为服装不统一，数位主力无法出战。尽管如此，上半场仍然占据主动，坚持到最后，仅以0:1的比分遗憾告负。“那支辽宁队，能跟德国青年队0:0打平。”

　　马运强是翟居义的学生，虽然已经57岁，但春节贺岁杯的时候，仍技痒上场撂了两脚，“以前都看实力，我们村里人也能踢全国赛，现在不行了”。

　　翟居义（右）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照片、赛事手册，和曾经的省队球员马运强（左），回忆他们村足球发展的辉煌历史。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在翟居义和马运强看来，1987年的大连全国赛，是他们村足球的的巅峰，也是最后的辉煌。进入1990年代，从村里走出去的职业、半职业球员出现断档。“我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省队的队员。”李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七里堡人，目前在城里做生意，虽然已迈入知天命之年，仍然是春节贺岁杯的主力。

　　蹴鞠民俗悠久的底蕴，加上“传帮带”的传统，铸就七八里堡足球的辉煌。在职业联赛改革前的漫长岁月，这里一直是省队、市队选拔人才的基地和摇篮，先后诞生十余位省级选手。“拿了很多奖杯，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李强说。

　　后来，市场经济浪潮滚滚而来。中国足球开始推行职业化改革，并于1994年全面推行俱乐部制，企业法人性质的俱乐部取代省队、市队，成为足球比赛的主体。“我也想走‘职业’，没有门路。”石松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恰好经历了时代的转变，没能搭上职业联赛的列车。

　　“主裁判”石松明的另一个身份是贺岁杯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出生于1989年，流风所及，他从小喜欢足球，六七岁便开始训练。带他练习的师傅，不少是从省队退下来的高手。但是直到十几岁时他才知道，原来长辈们能够持续成长，是因为县里和省里会定期下来考察好苗子。

　　“后来就没有了，我就当爱好踢，啥也不懂。”石松明说。旧体制下的“传帮带”传统失灵了，在商业化时代，农村子弟想吃上“足球饭”，变得难上加难。

　　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富庶之地。“明朝在我们这里修堤，三里一堡，一堡十夫，七堡八堡就是这样来的。”石松明查过资料，清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决口，主流形成了大沙河，数年后改道入海，河水冲淤形成一片荒沙碱滩地。

　　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投入人力物力治理，修建起大沙河林场，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土壤才渐渐改良。同时，八里堡产煤，煤矿挖了很多年，不过村民并没有分享到收益。“都挖塌方了，地都不能种。”石松明说。

　　石松明父亲是果农，种植苹果和梨。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村里大家伙儿都一样，生活过得比较拮据，“小时候，我们这儿还经常发大水”。

　　传统在现实的冲击下逐渐淡去。李强说，1990年代每逢春节，足球赛仍然是重头活动，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感觉便大不如前，再到后来，氛围更为寡淡，几乎到了要中断的地步。

　　“以前没有钱，我结婚那时候，几十块钱都没有。”成家后，李强通过老婆娘家人介绍，到城里帮忙，慢慢学习做生意，从此也走上经商的道路。

　　虽然错过当职业球员的时机，但是石松明仍然放不下足球。高考时，他填报了淮北师范大学足球专业，如愿以偿被录取。“其实，走文化课，我也能考上本科，就是太喜欢足球了。”

　　读书期间，石松明司职左边锋，以葡萄牙球星C罗为偶像，“速度快，能突，能抢点”。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安国镇找了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专业之便，他考取了“中国足协一级裁判员”，利用节假日，去外地吹比赛。他仍然喜欢踢球，下了班一有时间，就带着村里的小朋友，进行基本功训练，“能做足球相关的事情，我还是很幸运，很满足”。

　　事实上，村民们对足球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不知不觉扎根乡村足球已十年，他发现，最近三五年，和他一起踢球的村民尤其是同龄人越来越多，他带队训练的娃娃群体，也愈发庞大起来。

　　变化的不只是足球。褚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通过经年累月的整治，大沙河生态为之一新，多年未曾发过大水。在此基础上，当地村民家家户户种植桃、梨和苹果，尤其是“皇冠梨”，收益可观，“比种粮食强很多，承包几十亩、上百亩的都很多”。

　　石松明家里种了一百多亩梨，绝大部分为承包的流转土地。果树虽然收益高于粮食，但是异常辛苦，施肥、打药、采摘的任务很重，需要雇用不少人打理，“属于劳动密集型，村里一年四季人都很多”。

　　几年前，国家对采煤塌陷区也进行就地迁居，村民住上统一楼房，并且对老村庄旧址进行填埋复垦。

　　“球场就修在八里堡村的旧址上。”石松明说，在球场旁边，镇里还拨款修建了一个袖珍型“梨花公园”，每年三四月，当地举办为期一周的梨花节，“也是学别人，希望有人来玩，多卖点梨”。

　　村里有了人气、财气，民俗再次复兴起来。所以，球场修建起来后，大家如获至宝。“我们建了微信群，定期约球，不踢浑身不自在。”石松明说。

　　石松明介绍，为了能让大家都过一把球瘾，贺岁杯换人不受限制。不过，很多队员年龄偏大，体能跟不上，比赛为此设置为“上中下”三小节，每节30分钟，“主要也是想延长观看时间，让大家看过瘾”。

　　第一届贺岁杯，人气已经非常火爆，但是仍然限于七里堡、八里堡之间的自娱自乐。到了第二届，慕名前来切磋的外地球队便络绎不绝。石松明说，2023年是疫情管控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球迷兴致尤其高涨，再加上网络推波助澜，一下子火爆全网。

　　“主要还是因为喜爱，被我们的热情感染。”贺岁杯的火爆，让七里堡村支书方立华看到网络点石成金的魔力。一眨眼的功夫，媒体来了一波又一波，领导视察了一轮又一轮。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外界的强烈关注，让他联想到南方的“村BA”。

　　方立华说，“村BA”火了之后，贵州的那个山村成了旅游景点，村民们脑子灵活很会借势，打算发展民宿、旅游。而在这方面，七里堡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果园是现成的，可以搞采摘什么的”。

　　为了推销水果、吸引游客，镇上拨款修建了“梨花公园”，每年举办“梨花节”。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方立华承包了五百亩果园。他和村干部们合计了一下，打算把村图书室闲置的房间收拾出来，装修成七里堡足球历史博物馆，展现乡村足球的风采。为此，他专门和翟居义商量，看能不能把他收藏的照片、报纸、奖杯捐赠出来，摆放到博物馆里展览。“老人家很开心，支持我们搞。”方立华说。

　　翟老爷子最为关心的还是足球事业的发展，“贺岁杯我都看了，一场没落”。听说“五一”假期时要组织“淮北经济区邀请赛”，翟居义来了兴致，和年轻人交流：暑假、“十一”都可以办比赛，尤其是夏天，足球场草坪绿油油一片很好看，“当然，不能耽误生产”。

　　除了全民娱乐，翟居义还惦记着，能不能借着“村界杯”火爆的机会，重振七里堡足球的雄风。他说，七里堡很久没有出过职业球员了，不知道啥时候能接上茬，“以前沛县不如我们七堡，现在是我们不如他们”。

　　八里堡村民辛磊也是翟居义的学生，是当年大连全国赛的主力队员。他从省队退役后，就职于沛县歌风小学当足球教练。歌风小学是当地的名校，尤其是其开设的“足球班”远近闻名，培养出李昂、张艳茹两名男女国脚。“我们小地方，能培养出两个国家队员，很不容易了。”辛磊说。

　　辛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现在经济条件比从前改善很大，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去学足球，除了学文化课升学这一条独木桥之外，普通家庭的子女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不过，他带过的小学员们里，很少有七里堡、八里堡的子弟。

　　春节踢球的传统重启之后，辛磊无比高兴，回到村子里踢球、吹牛，和当年的老伙计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其实，七堡踢不过我们八堡。”回想起过年踢球的往事，辛磊兴奋起来，“踢之前，七堡找我们喝酒，先把八堡灌醉再踢。像刘邦一样，很会用计谋。”辛磊回忆着，讲述着，他也说不清，“村界杯”火了之后，将会把大家引向何处去，但是过往的美好时光，已深深镌刻在他生命的印记当中，那是他们的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