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大职业体育赛事——中超联赛2023赛季已战罢6轮，场均入场观众19922人，复苏迹象明显。实际上一些主场的入场人数超过了官方统计，比如成都蓉城主场凤凰山，每场广播在39000人左右，实际高达43000。

　　三年多来，中超联赛经历了疫情影响及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的双重洗牌，眼下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依附于国企的起点。

　　“中国特色”框架下，中国职业足球需要地方政府接盘，这不一定是一种共识，但肯定是一种现实。随着房产民企逐渐退场，更多国企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接盘职业足球，甚至有地方政府以更直接的方式支撑俱乐部。

　　所以核心问题来了：地方政府深度介入职业足球后，职业足球是选择躺平依附，还是选择在此基础上主动寻求独立。

　　恒大100%掌控的广州队降级、富力100%掌控的广州城队解散后，广州影豹，一支新成立的中冠球队——第4级别联赛的球队近日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这家俱乐部由广汽集团、越秀集团、广药集团、广州建筑、广州港集团等7家国有企业或下属子公司共同投资控股。广汽持股19%是大股东，其余6家股东，其中3家各持股15%，另外3家各持股12%。

　　影豹是广汽集团下属一个车型品牌。鉴于中国足协对中冠联赛俱乐部的名称没有中性化要求，所以俱乐部暂时以“影豹”命名没问题。当然他们一旦升入中乙联赛，名字就要改。

　　他们的名字迟早要改，外界相信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做到，因为俱乐部股东几乎是广州最具影响力的几家国企。广汽、广药、广州建筑都是世界500强，越秀集团正在冲击500强。他们稍微做点投入，俱乐部就在低级别联赛里将极具竞争力。

　　显然，几家国企联合成立一家职业俱乐部，是统一贯彻广州市政府的意志。7家企业母公司的股权结构都一致：广州市政府持股90%，广东省财政厅持股10%。说广州影豹是广州市政府的球队，没问题。

　　目前16支中超球队里，由地方国资掌控的俱乐部包括山东泰山、浙江队、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成都蓉城、河南队、天津津门虎、沧州雄狮、长春亚泰等9家，过半已是国企属性俱乐部。

　　深圳足球俱乐部虽然由民企佳兆业地产集团掌舵，但实际上这两年其运营费用基本都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基本是靠市政府在存活。

　　中超俱乐部支出大幅下滑后，在各地方政府支撑下，中超联赛在未来几年里可以相对平稳运行，这没有太多悬念。正如上海国资下属的久事集团在接手申花后的表达一样，他们可以首先保证不欠薪。

　　地方政府和国企接盘搞职业足球，其出发点首先不是要从中谋利或挣多少钱，如已经被有关部门调查的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所言，职业足球有一定的“公益性”在里面。职业足球是丰富城市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职业足球也是各城市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但这个“公益性”是不是足以保证政府和国企有绝对的义务去支撑它？不是。

　　其一，山东泰山俱乐部被济南国资下的济南文旅接管后，资金链上出现了紧张的情况。河南足球俱乐部也有类似情况。其二，上赛季冲超成功的昆山FC，实际为昆山国资下的昆山文商旅所掌控，但在本赛季初却突然解散了。

　　今年3月，足协公布2023赛季三级联赛准入名单，昆山FC无缘准入，俱乐部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这些案例也说明，国企操盘也并不能百分百保证俱乐部的运营资金到位，地方政府搞职业足球的意愿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特色”给予了中国职业足球一些安全感，但这种安全只是一种相对安全。如果俱乐部一直靠政府和国企输血，其实还是无法超出“企业足球”的性质，本质上跟“房地产企业足球”没有区别，无非是投入多投入少的区别。

　　真正的安全感是俱乐部的商业价值能在市场经济的丛林里独立兑现。这样，既不用看换届领导的脸色，也能给地方政府和国企减轻压力。

　　重新洗牌、轻装上阵的中超联赛现在又面临一个机会，俱乐部不要狭隘地把“公益性”理解为政府的责任，而应该把它视为足球俱乐部本身的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拓展俱乐部的独立品牌价值。已经有不少俱乐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包括成都蓉城、上海申花等俱乐部在内，他们对俱乐部的商业模式已有更精细的规划，其目的就是更“独立”。

　　感受过被地产包养的危机了，中超联赛理应有所醒悟。其实，各俱乐部也只有努力寻求独立突围，才能让地方政府的兜底兜得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