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2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罗马城近郊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大桥（Milvian Bridge）发生了一场重要战役。交战双方分别是来自罗马帝国西部的君士坦丁一世和坐镇罗马的皇帝马克森提乌斯，目的是为争夺罗马皇帝的宝座。

　　在战前也就是10月27号那天晚上，据称君士坦丁做了一个充满预兆的奇梦，他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异象，他在梦中被指示“把一个神圣的标志涂在士兵的盾牌上”，并被保证必然得胜。

　　第二天，君士坦丁听从了梦里的指示，下令把一个表示基督的标志涂在士兵的盾牌上。当君士坦丁带领他的军队正在行军中时，他又看到了奇异的景象，有一轮光圈环绕着太阳，旁边是一行希腊文“Εν Τούτῳ Νίκα”，用拉丁语翻译过来就是“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你必以此而胜。”这一异兆影响了后来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的政策。

　　最后，在这场双方动员了十多万士兵的大会战中，以远道而来的君士坦丁获胜、对手马克森提乌斯意外溺毙于河中而结束。

　　君士坦丁如愿以偿以凯旋之姿进入罗马，这也为他能在后来废除四帝共治格局成为罗马帝国的不二皇帝铺平了胜利的道路，到公元324年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

　　君士坦丁的登顶这件事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对罗马帝国的国运和走向，也对后世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因而也在基督教历史上留下极为重要的烙印。

　　当然，这种影响也是逐步凸显出来的。君士坦丁先是和李锡尼于公元313年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终结了基督教受逼迫的历史。接着又于公元325年主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大力扶持并推行基督教。然后又于330年，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并改名为新罗马，这是君士坦丁堡建都之始。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临终前正式受洗。

　　到公元393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禁止其他异教的传播，而基督教由此也成为了这个帝国唯一的官方宗教。

　　从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到393年基督教一跃登顶为罗马帝国国教，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大帝之前打下的基础。

　　正如有位西方历史学家Paul K. Davis写到：“君士坦丁的胜利使得整个帝国西部的控制权落入他手，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乃至最后在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铺平了道路。”

　　君士坦丁的胜利和归信，也带来基督教的一大转变。所以，有些教会历史书籍以这一事件作为古代基督教的历史分水岭，分为“君士坦丁以前的基督教” 和“君士坦丁以后的基督教”。

　　天主教、东正教和宗教改革主流宗派（ 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一般多持正面态度和肯定观点。

　　但中世纪以及宗教改革之后涌现的一些小星宗派对此多持负面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教会滑向堕落和变质的开始，比如瓦尔多派、重洗派、浸信会、弟兄会等，还有中国本土的聚会处、耶稣家庭、宋尚节和王明道等。 他们有的是这样划分古代教会史的，把君士坦丁之前的教会历史视为是“忠贞见证时期”，之后则是“背叛时期”。

　　不过，在君士坦丁那个时代，主流教会似乎是普遍持欢迎和接受君士坦丁这位皇帝的态度。雪莱在其《基督教会史》一书中（第三版)提到，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写过教会史和君士坦丁传记，对君士坦丁进行热情讴歌）把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大桥的胜利以及对手在台伯河的毁灭，和摩西的胜利以及法老在红海的灭顶之灾做了一番比较。许多同时代的主教和基督徒认为，君士坦丁取胜以及归信基督教，是受到了“上帝的默示”。

　　以上就是基督教国教体系形成的简要过程。 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君士坦丁归信这件事以及随后而来的国教化体制越来越凸显其消极影响。

　　之前笔者在《从基督教发展史看国教体制的终结——从英国女王担当“基督教的保护者”说起》一文对这种基督教国教体系的终结做了阐述。但这种国教体系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也在思考和探究这个问题。

　　正好笔者前不久看了一本书《翻转世界的神国》（作者是美国牧者David W.Bercot)，读完之后颇有感触，并得到了不少亮光。书中对神国的福音做了很有洞见的阐述。书中一开始问到，耶稣所传信息和教训人的主题是什么？是个人需要救赎？是宣告上帝对人的爱？是重生？是耶稣为救赎罪人而死？

　　耶稣当然谈论过这些议题，但这些议题并不是耶稣信息的核心。祂所讲所传信息的核心和主题乃是上帝的国，祂所传扬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而不是个人性的救赎。可惜的是，这种神国福音的信息在今天的教会讲台上很少被听到了。

　　接着，作者阐述了神国的特征，以及神国特有的价值观，并对登山宝训耶稣的一些教训（关于诚实、离婚、报复、退让、战争、财富等)做了解释，是从神国价值观的角度注解的，视角新颖而独特。 以后有机会，再和弟兄姊妹们展开分享一下。

　　笔者特别注意到，作者也把君士坦丁归信事件作为古代基督教的分水岭，并指出，君士坦丁之前的古代教会完全而忠实地宣扬并顺服了这种神国福音的信息及其价值观，所以才彰显出福音是神的大能，并且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殉道故事。

　　同德国宗教历史学家特尔慈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一书中所提到的一样，该书作者也谈到早期基督徒拒绝把世界改造为基督化的世界，去寻求改革和解决罗马帝国的各种社会问题，而是以寄居者的身份在这地上努力按照神国福音价值观和耶稣的教训去生活，和周围的世界分别为圣。

　　作者就此说道，耶稣所要的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改造世界。祂来邀请我们每个人加入祂的神国”。而神国福音的根本不是神学，而是生命，是关系。作者指出，前三百年的教会历史才是真正地显示了合乎神国福音的基督教。

　　作者对早期基督教历史也有二十年的研究，认为是从君士坦丁归信开始，早期基督教的轨迹和航向开始发生了偏离，与此同时神国的福音也开始发生了变质，教会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最终生出一个基督教“混血儿”，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有基督教元素和其他元素混杂的产物。

　　君士坦丁归信并扶助基督教，成为一个历史分水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他把君士坦丁之后的基督教视为是一种“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体系。

　　作者的这些洞见对笔者思考基督教国教体系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思路。所谓“君士坦丁混合神国”，正是基督教国教体制的本质。

　　首先，在君士坦丁的强力统治下，基督徒群体从一个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一跃而变为“被宠爱的群体”，可以享受到诸多特权。但对教会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君士坦丁扶助基督教是带条件的，很快就把政府行为带入了教会。

　　君士坦丁想用帝国的力量帮助和扩展基督教，任命一些基督徒担任政府高级职位，并以“普世主教”自居，介入教会内部的争端和主教人选任命。君士坦丁心里一个算盘，他以为他去“祝福”上帝的教会，上帝就会“祝福”他的帝国。但君士坦丁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只会用人的方法去做事。所以，君士坦丁的“热心”（其实，这种“热心”也有私欲的成分)，也把一些不合圣经的做法带入了教会。

　　就连天主教背景的作者毕尔麦尔所写的《古代教会史》（雷立柏翻译)一书也不得不指出，君士坦丁以“上帝的仆人”自居，宣称自己是“教会以外的主教”，时时处处要“指导”教会的事务，把基督教作为整合和统一整个罗马帝国的工具，最终也为政教合一的“国教传统”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国教体系的核心是“政治高于教会”，后来的东罗马帝国接纳了这一制度，所以东正教在历史上一直受制于帝国政治格局。

　　更可悲的是，当教会内部出现神学争议， 一些主教竟然求助于皇帝，寻求皇帝的“撑腰”，邀请皇帝进行“权威”裁决。其实，这就违背了那本圣书的教导：“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哥林多前书 6:1-7)

　　在今天的基督教看来，尼西亚会议是基督教历史最为重大也影响深远的一次大公会议，具有极为正面的历史意义。是否认同尼西亚会议颁布的信条，成了判断正统与异端的基本准则。

　　但《翻转世界的神国》一书的作者却通过搜集到的一些史料指出尼西亚会议的另一面。请大家注意，作者不是反对尼西亚会议通过的基本信条，他反对的是皇帝对教会会议的介入和干预。

　　第一，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徒开始对帝国所认定的异端展开迫害，包括使用肉体上的酷刑。这让尼西亚会议原有的积极效果化为乌有。而就在十多年前，基督徒还是被迫害者，但现在成为了迫害者。再以后，受迫害的并不是异端，而恰恰是抗拒君士坦丁体制的神国福音的真正实践者。 甚至连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大伽都

　　其次，是尼西亚会议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尼西亚会议发明了某些新词汇，用以表达深奥的神学信条。但它又认为光有圣经还是不够的，认为圣经没有把一些使人得救的基要真理讲出来，所以开会通过颁布的一些信条和圣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权威。这就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后，每次开会都要在圣经之外添加某些东西，比如圣象崇拜、圣徒遗物崇拜等。

　　第三，是把神学当做基督教的根本，认为人仅仅可以通过接受某些神学理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而不是需要有生命的根本改变。而且，尼西亚会议之后，教会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神国福音神学，而是越来越多地纠缠于细枝末节，从此教会再没有停止无休止的神学争论。

　　没有人以爱和宽容走近他的弟兄，帮助他认识真理，而是拿起神学大棒贴标签打击异己。以至于连外邦人都看不下去，当时有位罗马史学家感慨道：基督徒之间的仇恨和争斗甚至超过了野兽对人的残暴。

　　第四，是退回到旧约，恢复一些旧约的礼仪，严格推行旧约的道德准则。比如把教堂称为“圣殿”，在教堂正中央恢复了祭坛的设置，神职人员被称为祭司，而平信徒却越来越被排斥在教会侍奉之外，甚至到最后沦为“观众”。于是，给基督教包装上旧约的浓厚仪文，神国福音的光芒反而被遮盖了。

　　最后，在教会采用了错综复杂的神学体系之外，最终把圣经变为“一本危险的书”，1229年的一次主教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平信徒不准拥有圣经。从此，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对普通人来说变得不再“安全”了。

　　《翻转世界的神国》一书的作者指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事实，在基督教统治罗马帝国的时候，并没有阻挡罗马帝国的衰败，反而在基督教被立为国教（公元393年)之后不到八十年的时间，曾经强大一时的西罗马帝国就覆灭了，时间是公元475年。此时距君士坦丁信主也不过一百多一点时间。

　　罗马帝国的覆灭，原因是多方面的。讽刺的是，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及其宫廷里依然不断上演着“宫心计”和各种权斗，丝毫不亚于异教时期的罗马皇室。

　　作者指出，“基督徒没有比他们的异教前辈统治德更好”，“基督教的皇帝不仅没有扭转形势，反使情况更糟”，直至整个帝国一步步走向奔溃。所谓的君士坦丁“黄金时代”不过是一种假象。

　　对基督教来说，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帝国曾十多次残酷逼迫教会，却没有把教会打倒，没有让教会失去纯洁性。倒是在罗马皇帝的扶助下，教会很快就变质，离弃了起初的爱，偏离了起初耶稣和使徒所传所讲的那神国的福音。 最后连这个庞大的基督教帝国也轰然倒塌。这是多么的讽刺！

　　作者就此指出，这就足以证明，所谓的“君士坦丁混合神国”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并且认为是四世纪初的主教和基督徒把上帝的国卖给了这个世界，换取那点可怜的红豆汤。而最后，基督徒不仅失去了神国的福音，也失去了罗马帝国。也就是“教会走向世界，罗马帝国走向奔溃”。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似乎并没有震醒当时的主流教会，以至于进入中世纪，教权和王权的纠缠、争斗成了中世纪历史一条主线。这种“混血儿”贯穿中世纪之始终，甚至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像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样的教改家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他们的背后有世俗国家力量介入的影子。

　　作者的这些观点可能会给你“惊世骇俗”之感受，也不一定都对，但他所讲的这条教会历史演变线索却是发人深思的。至少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扇窗户，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最后，这种历史上的“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体系，也就是基督教国教体制，后来是被历史终结了。比如，今天的英国国王（女王)的头衔里还有“基督教的保护者”称呼，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遗痕，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名义而已。

　　但这种国教的影子在现实里依然时不时会闪现。前不久在某个主内微信群里，有人竟然主张基督徒要成立“武装护教团”，以武力护教。你以为是太平天国再现呐！

　　还有个别极端改革宗分子对被他们贴上阿民念主义标签的弟兄姊妹说，如果是在宗教改革时代，把你们这些“异端”烧死。有的人还附和道，当年教会发明“火刑”对付异端分子，做得很对！

　　最有可能人见识这种“君士坦丁混合神国”幽魂死灰复燃的，莫过于曾经的某些极端川粉群体。

　　那就是2020年美国大选给人呈现出来的一幅景象。那次美国大选空前地催生了一个闪亮的网络群体——“川粉”，并且蔓延到华人群体，又被称为“华川粉”，以支持川普为光荣、为正义、为属灵、为站在上帝这一边，以为只要川普成功连任，就能拯救美国，拯救基督教。

　　这一现象被一些神学家称为“基督教特朗普主义”。表现是，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把支持川普的基督徒归在“英美保守主义”一边，并且暗示后者才是符合基督教价值观、是基督徒应该支持的。

　　我从这种基督教特朗普主义身上看到了君士坦丁混合神国体系的影子。川普可能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君士坦丁大帝”。

　　《翻转世界的神国》一书的作者指出，今天有的人说如果美国不恢复圣经信仰的道德观，将重演罗马帝国衰败的历史。可是，自君士坦丁以来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由基督徒皇帝统治罗马帝国，几乎大多数人都自称基督徒，可是罗马帝国还是覆灭了。

　　今天还是有些人怀念君士坦丁，怀念过去的国教化时代，可能也是在怀念曾经的特权，但却忽略了这种国教体系对基督教对教会的伤害。

　　所以，在非国教化、去国教化的时代背景下，教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基督徒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过信仰生活。在没有国家“撑腰”和特权诱惑的背景下，信仰才可能显得真实，教会才可能保持纯洁。而中国过去那些信仰老前辈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使徒行传里的模式，才是我们需要再次去认真审视的。

　　1、【美】David W.Bercot《翻转世界的神国》（电子版)2、【德】特尔慈著《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5年3、【美】雪莱著《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美】冈萨雷斯著《基督教史（上、下）》，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5、【德】毕尔麦尔著《古代教会史》（雷立柏翻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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