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校园足球勾画的蓝图很清晰。从教育部主导的顶层设计，到“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达到5万所”的具体目标，这一年，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几乎同时吹响“足球集结号”。

　　校园足球有多火？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全国首批认定的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多达8627所，试点县区有38个。如果深入各地，校园足球“自选动作”更给力，单列招收足球特长生、政府购买青训服务等探索令人目不暇接——校园足球正在经历充分的“量变”，“质变”还会远吗？

　　自从校园足球划归教育部，以往不畅通的管理体制得以理顺，最明显的变化是政策的执行力、学校的参与度明显提升。趋于常态化的校园足球，逐渐打破“少数人的游戏”的局面。“过去我们不太了解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规律，工作中急功近利出现偏差，如今的改革思路是对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路深有感触。

　　在校园足球的布局中，贯穿小学至大学的四级联赛是重要“引擎”。“操盘手”由足协、学生体协转为教育部后，2015年的赛事规模超过了往年。最具代表性的2015—2016赛季大学生足球联赛，参赛队伍从上赛季的529支增至创纪录的800支，比赛数量飙升到1500多场。在政策的驱动下，深圳等地的中小学联赛也开始“扩军”。

　　联赛的运转促动校园足球的良性循环，数据背后则是校园足球生态的变化。在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负责人李连江看来，“要让孩子对足球长期保持兴趣，必须依靠一定数量的比赛。”李连江表示，孩子四五岁接受足球启蒙，十一二岁完成基础培训，之后选拔有潜力的苗子开始专业训练，是足球发达国家通行的“青训金字塔”。

　　相比之下，国内校园联赛的结构有些“倒置”：大学足球比赛最多，高中次之，初中和小学急剧减少。“小学联赛不出地市、初中联赛不出省”的硬性规定被视为出现断层现象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薛彦青坦言：“考虑到小学生和初中生在长途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这个规定暂时不会改变。”

　　目前的赛事设计，有出于“低年龄段重在广泛参与”的考虑，教育部也在四级联赛基础上选拔有潜力的学生，将他们按区域组队，集中参加冬令营和夏令营。但这种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的“拔高”，实际效果尚需检验。李连江认为，日常校园比赛也有打破区域限制的条件，“比如京津冀地区的小学距离较近，旅行成本也低，可以率先尝试建立分区联赛。”

　　建立从小学至大学的足球联盟、移植德国职业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定期聘请德国足球讲师……这一系列“高大上”的行动，发生在内蒙古。目前，各地的校园足球自发借鉴国外经验，既有引进AC米兰、皇马等大牌俱乐部青训模式，也有与英国、法国等足球强国的全方位合作。

　　“在校园足球发展初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好事。借鉴国外经验不等于盲目照搬，要有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最终培育属于自己的模式。”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认为，资本的关注和社会力量的介入，激发了校园足球的活力。

　　形形色色的模式中，足球教练成为核心环节。毕竟，“谁来教”与“如何教”直接决定着足球教学的质量和孩子的兴趣养成。李连江做过对比，在日本有超过6万名足球教练，几乎是我国持证教练的6倍，“北京2000多所中小学中，能够独立带队的高水平足球教练不足百人。”为破解这一难题，除了各地利用合作项目培训学校教练、引入俱乐部专业人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也搭建了中外高级别教练员的交流框架。据悉，教育部还将在明年推出《校园足球教学指南》。

　　江苏无锡通江实验小学的足球教练陈大宁刚从法国培训回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3个月的教练员留学项目让他获益匪浅。“中国教练的教学方式主要是灌输式，法国教练则是启发式，训练中让孩子主动思考。”而一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负责人直言，目前国内足球教练在如何培养孩子的兴趣上不过关，“如果足球课的内容都一样，孩子会喜欢吗？所谓因材施教，要从青少年角度出发，找到足球吸引孩子的方式。”

　　“引进来”和“走出去”项目的增多，让一批国内教练开阔了眼界、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高水平培训与国内教练员等级尚不接轨。陈大宁表示：“现有足球教练资质完全由体育部门认定，教练员资格证书对学校评职称也毫无帮助。”对此，教育部准备明年试行教育系统的足球教练评价体系，学历、培训、带队成绩等因素都将纳入其中。

　　校园足球大张旗鼓推进之时，“应试足球”“形式主义”的担忧不胫而走。某些地区的足球操、某些学校“每人一球”的足球课，似乎偏离了校园足球的初衷。校园足球究竟重普及还是重提高，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争论。

　　由教育部主导，注定了校园足球的重心在普及。按照规划，到2017年足球特色学校小学、初中的足球课要达到450节，让2000万青少年学会踢球。薛彦青表示，让足球回归教育，这是教育部门的职责，也是与体育系统的根本区别。张路也认同这个思路，“组队争成绩的功利性做法必须摒弃，让孩子通过足球获得健康和快乐就足够了，提高可以交给社会力量承担，比如课后和周末到俱乐部进行相对专业的培训。”

　　曾有媒体总结，观念、师资、场地、经费和保险并称为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五座大山”。而通过实践，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地找到了翻越路径。比如山东省滨州市，就探索出乡镇学校划片结盟、教育部门购买青训服务等做法。“校园足球必须抬高到学生综合培养、校园品牌建设的高度，真正嵌入校园基因，这样在资源调配、观念冲突时才不会轻易动摇。”易剑东说。

　　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公布后，各地的校园足球布点也在加速扩张。作为改革试验区的山东青岛就计划到2017年建成300所市级足球特色学校，其中100所达到国家级标准。而教育部除了设定准入门槛，正在研究足球特色学校的评估标准，相关负责人曾表示，3年内竞赛成绩将不列为考核范围，重点评估是否落实了足球课、课余训练、校内联赛等内容。

　　对校园足球而言，质与量能否统一，是走得更远的关键。正如易剑东所言，这既要靠体育、教育两部门的衔接，更依托于教育系统真正理解并接受足球和体育的价值。张路建议，校园足球的验收、评优标准还需进一步细化，避免用人数、比赛来考核的老办法。路在脚下，校园足球已然踏上快行线，当金字塔底座足够扎实时，足球人才的涌现也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