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足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球队就是军队，球场即是战场。从这种意义上讲，球队出行的大巴扮演着战车的角色。它被视作球队形象的一部分，通常会被涂装上球队的色彩、队徽与口号。每个比赛日，大巴要载着参赛球员们，在主场被球迷们拥簇着驶入球场，抑或是去客场迎接对手的嘘声、谩骂甚至打砸。大巴的入场，代表着战斗号角的吹响。

　　在中国的陕西西安，有一辆特殊的球队大巴。它隶属于陕西联合足球俱乐部，要载着球队参加3月底就开赛的中国足球乙级联赛（中乙，第三级别职业联赛），却在3月中旬的一天开到了湖南长沙，异地待了一周。3月9日17:00，球队要参加一场热身赛，赛前两个多小时，大巴才从长沙紧急驶来，载着球队来到陕西省体育场。等待在此的很多球迷们看见大巴，举起相机一阵猛拍。手机屏幕上映照着一个醒目的黄色车牌：湘A·17937。

　　大巴所载的球队，有着更特殊的性质。陕西联合是中国第一家大规模尝试非营利会员制的足球俱乐部。它诞生于2023年初夏，一改过去中国俱乐部由私人老板、房地产商或国企投资的惯例，初始的运营资金是由近9000名球迷众筹缴纳的会费，就连这辆球队大巴也是由球迷自发捐赠的。会员制在欧洲并不少见，在中国却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落地。“金元足球”泡沫破灭后，中国足球走入低谷，陕西却开始了一种全新模式的探索。它无关战绩，但至少能保护球队不再那么容易消失。

　　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陕西是一个独特而悲情的存在。用前《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的话来说，“这里有着中国最天花板的球迷”。那种西北人的直爽和对古都故土的热爱，在球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场中乙比赛，陕西主场涌入三四万人是常态，曾创下同级别比赛上座纪录的48869人——这一水平很多中超球队都达不到。他们的球队被称作“西北狼”，主场陕西省体育场叫“圣朱雀”。火爆的球市一度让西安成为中国男足的“福地”主场，曾经在此取得难得的六战不败。

　　然而热情的古都球迷，却从未被职业足球善待过。陕西曾有过三支职业球队，要么搬迁，要么解散，要么搬迁后解散。甲A年代的陕西国力是无数陕西球迷的“初恋”，却在足坛假赌黑的年代成了商人打假球牟利的工具；后来的陕西浐灞一度在这片土地备受宠爱，却在蒸蒸日上之际突然南迁贵阳，更名贵州茅台后征战热钱遍布的中超联赛；2023年3月，成立七年的陕西长安竞技又因欠薪未能通过中国足协准入，宣告就地解散。三秦大地上一次次的足球悲剧，甚至激发了全国多地球迷的同情。在成都等地的比赛中，总有当地球迷自发打出横幅呼应：“西北狼，等你归来！”

　　西北狼选择了归来，以一种不同的自发力量。“我们搞会员制也是迫不得已，是苦出来的。”陕西联合俱乐部的监事、球迷会员工作负责人惠宇星对我说。长安竞技解散后，俱乐部一些原班人马不甘心，号召球迷众筹年费，组建了现在这支球队。在成立的章程里，他们明确提出俱乐部以陕西为家、为球迷而生，坚持“球迷第一”“长期主义”，并喊出“人民球队为人民”的口号，球迷拥有对球队重大事项的投票权和一票否决权。到2024年3月，已有1.5万多名球迷参与到这家俱乐部的会员制中。

　　40岁的焦攀是俱乐部第一批参议会员之一，也是那辆“湘A·17937”的捐赠者。这个食品厂老板有一副西北人的外形。他身材敦实，戴一顶遮阳帽，在大巴捐赠仪式上穿着一件“我深爱这座城市”的黑色T恤，外露出宽阔的手臂肌肉。这样一个外形彪悍的中年男人，却说他在整个捐赠的过程中被“感动到不行”。那是2023年8月，焦攀想给球队捐赠一辆大巴，看中了长沙的一辆二手宇通车。他特意从西安飞到长沙检查车况，对方临场坐地起价，焦攀被多讹了几千块。但这种不快，很快被陕西球迷的热忱冲淡了。

　　新买的大巴要有球队涂装，焦攀不会弄，一位在同济大学读车辆工程的学生听说后，坐了廉价的中转航班赶来帮忙。酷暑的长沙高温难耐，接近40℃，夜里充斥着汗水的味道和蚊虫叮咬，好几个老乡忙活了一周才弄完。两位持证的球迷自费跑到长沙，连夜轮轴将大巴开上了回家的高速。车到陕西境内，雨季突降，高速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但一位来自商洛农村的球迷，还是特意从家里步行一个多小时，只为在高速边目睹车一两秒的真容。这位球迷拍下的视频里，那辆二手宇通大巴已从蓝色变成了威慑力十足的黑红色，在大雨中疾驰而过。

　　车到西安，先去一个贴膜店做进一步美容。此时西安仍有大雨，十几位球迷冒雨涌来，搭上脚手架，给车子做美容。一天后，大巴正式出发，驶往“圣朱雀”体育场。正式与球迷们见面前，大巴特意绕着西安的地标钟楼、大雁塔跑了一圈，向这座千年古都致敬。而在古都中心的“圣朱雀”体育场，俱乐部早已准备了一个隆重的捐赠仪式，现场活动报备了200人，最后来了1000多人。球迷们自发铺上了红毯，高呼着“陕西队，西北狼”的口号欢迎大巴的到来。拥堵的人潮中，车每每缓行一截，就会迎来球迷们的欢呼以及喷射的彩带和花瓣。

　　在呼喊与花瓣的交织中，不少人注意到了那个独特的车牌号。他们耳口相传，赋予它别样的意义：“湘A·17937”，就是“相爱，一起救陕西”。

　　大巴驶来的时刻，球迷们有多么欢乐，过往就有多么苦涩。陕西足球的会员制起点，正是源于上一次球队解散时，球迷们一次失败的大自救。

　　过去五年，中国足球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坍塌”。2018年到2023年的六个赛季，中国三级职业联赛有近50支球队解散，平均每年近10支。有12支中超球队在过去三年里消失（中超一共16队），还有超过30支中甲、中乙球队解散，直接危及了中国联赛存在的根基。

　　陕西长安竞技就是这样一支消失的球队。这支成立于2016年的球队，是中国完善四级联赛系统以来，第一支从中冠（最低级别联赛）一步步升至中甲（第二级别）的球队。2019年后，球队位居中甲中上游，但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欠薪。一方面是中超“金元足球”的奢华之风下沉，透支了诸多俱乐部的元气；另一方面，三年疫情叠加赛会制的封闭比赛，也截断了俱乐部最基本的营生。

　　生于1996年生的西安人惠宇星今年刚满28岁，却是俱乐部的一名元老员工。他2018年大学毕业后拒绝了北漂的机会，怀抱着对足球的一腔热血，进入家乡球队长安竞技工作。那时正值“金元足球”尾巴，一支中甲、中超级别的球队一年支出数亿元是常态，球员年薪动辄数百万。“我没有赶上那时候。”惠宇星进入俱乐部一年后开始被欠薪。“第一次是有一天拖欠，俱乐部专门还发文致歉，但第二个月又拖欠就没声了。到后来就是每半年发两个月，或者过年发上两个月。”惠宇星没敢告诉爸妈。他刚毕业，没有多少积蓄，生活困窘得只能刷信用卡和花呗直至逾期。最后是奶奶知道了这事，每月偷偷给他塞上1000元生活费。

　　一个对足球饱含热爱的年轻人，被中国足球伤了心。这似乎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足球叙事——在解散的冠军球队江苏苏宁、深圳队这样的老牌俱乐部中，都有当打之年的员工被长年欠薪，甚至解散后也没有下家，只留下球员和球迷们一起伤心欲绝。作为管理方，中国足协当然明白，过去那种无截止的高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为了避免欠薪，他们近几年着重强调了工资表要每人签字的联赛准入机制，同时自2021年起对各俱乐部提出“股改”的倡议。

　　股改，即股份制改革。中国足协希望改变过去俱乐部背靠单一企业的情况，引入更多企业、社会团体参与，尤其是地方国企。在中国经济的调整周期中，后者不仅资金相对稳定，也兼具一定的社会责任。两年多来，股改在一些发达地区取得了不错成果。曾背靠绿地集团的上海申花已迈入了久事集团（主营上海体育产业运营的本地国企）时代，而当“金元足球”的始作俑者广州恒大深陷危机，广汽集团、广州港等多家广州“国资联合体”另起了炉灶，组建广州影豹队，开始征战低级别的中冠联赛。

　　但更多队伍的股改并不成功。仅2022年至2024年，就有广州城、重庆两江竞技、河北队、深圳队、大连人队等多支球队在股改失败后解散，甚至2022年创造当年升级就夺冠的武汉三镇，也在股改停滞后陷入困境，抛售了队中多名国脚。

　　陕西长安竞技的股改一度是前景光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资的陕西水务集团是其幕后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股改中，陕西水务于2021年取得俱乐部控股权，制定了有亿元资金背书的“冲超”目标，球队连续引入强援。然而在一片乐观中，球队却突遭打击：先是西安遭遇疫情，股权变更未能按时完成，后又是陕西水务原董事长因病猝逝，继任者打算抛离足球。长安竞技由此陷入僵局，资金链断裂。在封闭的赛会制中，球队最少的时候只能凑出18人参赛，主教练在发布会上心酸地喊话，“总光着脚去拼，脚会疼，心也会疼。”

　　这又是一个解散球队的典型故事，似乎逃脱不出中国足球的固有宿命。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重要载体，足球俱乐部扎根于群体认同，原本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但它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却带着极强的投机烙印，更像是一门生意，要么成为私人老板的玩具，抑或是地方主导下的政绩。很多企业投资足球，也并非是单向度地付出真金白银。母公司打款支援俱乐部时，通常是以“借款”的名义，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回本——这将直接断绝俱乐部在困境中寻找下家的退路。最后一旦投资方的意志发生转移，俱乐部会立马陷入困境，以解散了事，留下巨额的债务与一群伤心的球迷。

　　对于这些顽疾，陕西可谓“苦秦久矣”，球迷们的一腔热血常常被现实浇上冷水。2003年，当陕西国力被商人王珀用来打假球，一位叫“胡叔”的球迷不惜从三米看台跳下，冲进体育场跪着让王珀滚出陕西、放过球队。2012年，陕西浐灞的投资人被贵州的政策吸引，在开赛前突然宣布搬迁，任凭球迷涕泪挽留也无动于衷。“在资本面前，球迷啥也不是。”对焦攀来说，那次搬迁刻骨铭心。他清楚地记得头一个赛季结束前，球队还在赛场打出横幅“感谢三秦父老的支持，明年再见”。正式的搬迁结果是在几天内突然落定的，焦攀无法接受，涌到体育场门口和球迷们抱头痛哭。“我那几个星期工作状态都很差，缓了好久才缓过来。”

　　相较于那一次的突然，2023年的危机更像是一个血流而尽的漫长过程。长安竞技遭遇多次与股改投资方沟通失败后，成了一个缓缓衰竭的濒危病人。2023赛季前，球队远赴广东冬训，欠下酒店方20余万元无力支付，全队都被扣了下来。俱乐部没办法，工作人员被欠了大半年薪水，但仍然东拼西借凑了20多万把球队赎回来。最年轻的惠宇星付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他甚至把给未婚妻买“三金”的一万多元，都拿出来凑了份子。

　　最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2023年3月，中国足协准入的大限将至，如果在此前不能完成欠薪清缴，将无缘新赛季。生死存亡之际，长安竞技不再寄希望于依靠任何投资方的输血，而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俱乐部宣布以公开售卖俱乐部终身会员的方式，向球迷们售卖会员和球票权益，以此来筹措资金。这是中国足坛一次前所未有的民间大自救——联赛职业化进程30年以来，第一次有俱乐部在危急时刻不再问政府和国资要钱，也不寻求民企大老板的资助，转而向离自己最亲近的球迷群体求助。

　　球迷的反馈也超乎想象的热烈，会员认购在短短四天就超8000位。一户全家都是球迷的家庭一口气买了最贵的10万元档位。年幼的孩子哭着拿出存钱罐，让家长想办法挽救陕西队，还有很多外省乃至海外的球迷倾囊相助。一周后，球队会员突破9000人，筹集资金近1200万元。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欠债太多，这笔钱仍无法帮助球队渡过哪怕是眼下的难关。

　　2023年3月29日，中国足协确认陕西长安竞技无缘准入，陕西再一次失去了职业球队。消息公布当天下午，球队召集众人，进行了最后一堂训练课跟球迷告别。西安的初春依然有些凉意，有数千名球迷特意赶到现场。寒风中，球队跟到场球迷们挨个拍手道别。球员拍着拍着就哭了，所有球迷也哭，一位七旬的老球迷哭得瘫倒在地。还有人特意在现场准备了蛋糕——第二天正好是球队7岁的生日，但它没能挺到那一天。陕西足球的第一次自救失败了。

　　张威或许是最不甘心的那个人。他是长安竞技的执行董事，在西安创业十几年，经营着一家主做教育数字化的互联网公司。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威认识了长安竞技的高层，在俱乐部陷入困境那几年支援了一笔钱，也因此得以首次进入到一支中国球队的管理层。

　　张威也是一名球迷，但跟中国很多球迷一样，他此前只看欧洲五大联赛，甚少涉猎中国足球。他也并非陕西人，生在黑龙江，毕业于吉林大学，热爱研读党史、马列主义和管理类书目。这些经历让他得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参与一家本土俱乐部运营。准入的存亡之际，正是张威用自己的互联网思维，提出了用会员众筹的方式自救。球队解散后，所有款项都返还给了球迷，却在张威心中埋了一个火种。

　　坐在自己远离市中心的高新区办公室里，张威对我回忆，他在球队自救的过程中被陕西球迷感动了，那段时间流的泪可能比过去一辈子都多。“最后一堂训练课我去了，也哭了。那个场景，只要有血有肉的人在现场就会感动，就会想能不能做点什么。比如我，我能不能让这些球员留下来不走？能不能做一家永远都不会死掉的俱乐部？”

　　张威决定从头开始，重组一支俱乐部。这家俱乐部要以球迷为基础，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从他作为企业家的视角来看，股改并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足球终究是一项高投入的行业，股改只是换了多个投资人，如果只是持续地输血而没有造血，哪怕是国企也会遭遇经济周期和领导变更，迟早有一天会黯然退出。

　　陕西球迷七天内募集超过1000万元的效率，让张威看到了在陕西开展足球会员制的潜力——就像欧洲很多百年俱乐部一样。他仔细研究了诸如皇马、巴萨、拜仁等欧洲俱乐部的历史和章程，发现这些豪门都诞生于当地社区，是以当地球迷的会员制为基础的社会机构。球迷决定着球队的造血和历史文化，资本只排第二，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德国还有柏林联合这样的由纯粹球迷会员构成的俱乐部。于是，张威找到几位原球队的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在中国做会员制俱乐部的可能。

　　球队解散第三天后，惠宇星结婚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出了国，去马尔代夫难得地度了一次疗愈的假期，回国后就立马被张威拉到了新俱乐部的组建讨论中。作为球迷，惠宇星等人对欧洲的会员制并不陌生，但具体落地要怎么做，几个人最初完全没有头绪。这时候，在中国足坛待得最久的原球队领队、前国脚江洪提醒他们说：“中国足球这么多年，只有教训，没有经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过去中国俱乐部都没做过的事。”

　　初始团队只有4个人，统一搬到张威的办公室。张威还从公司拉来一名产品经理，让他用产品思维拟了一个框架，给大家做头脑风暴。所有人都把自己有关会员制的想法都尽情往里填。张威还找了一位大学教授来做共建课，教授在课堂上给每人发了小纸条，让大家写上有关这支新球队的愿景、价值观等根基性原则。结果公布一看，“球迷为本”“长期主义”是所有人提及最多的关键词——这正是中国很多俱乐部过去没做到的事情。

　　共识达成后，惠宇星被安排去写新俱乐部的章程，他很是犯难。“我只有寻求榜样的力量，去人类最杰出的大脑中寻找，那些人肯定比我聪明。”惠宇星说。他挨着翻看了柏林联合等德甲俱乐部的章程，甚至参考了宪法和党章。张威的办公室里正好摆满了各类书籍，包括他涉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次，他拿起党章就读了起来：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你把这段话里的‘党’和‘群众’换成‘俱乐部’和‘球迷’，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球迷就是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张威说。这些，后来都成了惠宇星执笔的灵感来源。

　　组建中的紧要工作，还包括说服原有球员留下。张威找到了原队长丁捷，袒露了做会员制俱乐部的想法。丁捷当时手握了几支中甲球队的邀请，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选择留在陕西。丁捷后来告诉我，除了在自救过程中被陕西球迷打动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不甘心。

　　丁捷今年37岁，来自辽宁大连，职业生涯有近20年之长。他18岁就出道踢中超，20岁创下了中超最年轻的帽子戏法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球员，这20年里待过的四支球队竟然全都解散了。2022年，重庆两江竞技队解散，被外租到陕西的丁捷专门回了重庆，与队友苦笑道别，也见证了无数球迷抹泪。长安竞技准入前后，丁捷不忍再次失去球队，联合队友发了一封公开求救信。球队准入失败后，他又和主教练商议，专门为球迷们开了一次训练课，以作最后的道别。

　　“疫情三年的赛会制，球员离球迷真是太远了，都是三四天一场的封闭比赛。”丁捷回忆，但哪怕是在南京这样夏天近40℃的火炉赛区，他们比赛时也总能看到陕西球迷远道而来、隔着几道铁网呐喊加油，“这是其他球队没有过的待遇”。丁捷喜欢离球迷近，当年踢中超时他就喜欢去上海虹口和天津泰达的专业足球场，离球迷近的氛围能让他感到兴奋，他在这两个球场都进过球。因此，他最不甘心的就是好不容易熬过了疫情、球员终于能跟球迷离得近了，球队却散了。“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啊，所以我当时想的是要为氛围这么好的地方保留一个足球火种。”

　　丁捷等核心球员选择了留下。但既然留下，就得有比赛踢。长安竞技已被取消注册资格，新球队组建时间也不够，无法参加哪怕是最低级别的中冠联赛。怎么办？创业期间有多次并购经历的张威想到了“借壳”，他四处物色有中冠参赛资格的球队谋求收购。截止日最后一天，张威找到了咸阳彬州的彬州辉龙队，用10分钟说服对方老板。双方下午4点见面，6点就要提交材料，几乎是压哨完成了转让手续。这番波折后，新的陕西队终于重生了。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完。俱乐部要注册参赛，新的难题也相应出现了。按照相关规定，中国所有联赛的参赛俱乐部主体都必须是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需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否则就有涉嫌非法集资的风险。陕西的球迷会员肯定远超这个数字，俱乐部要如何保证法律上的合规？

　　张威为此请教了很多律师，将会员制设计为分等级的购买权益，“就像爱奇艺会员一样，本质上球迷是在购买一种俱乐部的服务”。但如此一来，俱乐部又如何保证以球迷为核心？如何像欧洲俱乐部一样让球迷们有参与感、有球队重大事项的决策表决权？并且，作为一家要坚持长期主义的俱乐部，他们要不要做商业化赚钱，赚了钱又该怎么花？这些又关乎俱乐部在道统上的合法性。

　　惠宇星回忆，当时几个人争论了很久，甚至还因此吵了几次架。几番争论后，他们着重厘清了“非盈利”和“非营利”的区别。惠宇星最初觉得俱乐部应该是非盈利的，“是恶贯满盈的盈，不想又成为私人和资本的玩物”，但一位法律专家提点到，中国俱乐部具有很强的私有属性，在法律上要打破这种私有属性，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法人——非营利即是可赚钱但不分红，比如NGO法人等等。最终，大家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会员球迷们将以NGO入股的方式参与俱乐部治理。具体而言，他们要成立一个NGO去代表球迷，以慈善的方式向球迷募集资金，然后入股到俱乐部中。“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这应该是会员制唯一的出路。”张威说。不过成立NGO需要很长时间审批，在此之前，他只有先替球迷代持。

　　2023年5月，中冠联赛已经开赛，球队以彬州辉龙之名，远赴山东日照参加初始的大区赛。一旦开赛，开销就大了起来。张威垫资了几百万作为初始资金，让自己的公司和相关供应商紧急开发会员制的小程序。招募会员成了重中之重，他们的时间紧迫。

　　“我们输不起，必须要让很多球迷在短时间内都来支持我们。”惠宇星负责写新俱乐部成立的公告和会员制宣言。那时候他刚从婚假回归，曾在球队解散后答应朋友去上海玩，“因为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就有新工作”。于是，在带着新婚妻子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他独自一人抱着电脑，跑到了一个大恐龙旁边，一字一句地敲击下新球队的宣言。

　　“我们的名字是陕西长安联合！”宣言特意选在了5月20日发布。“长安”是它的诞生和传承之地，“联合”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是惠宇星从毛主席语录中获取的灵感。他在宣言中写到，新俱乐部将是一支真正意义上属于球迷的非营利会员制俱乐部，以陕西为家，以球迷为核心，以非营利为宗旨，“属于陕西队的故事从未结束，陕西球迷一直在书写属于西北狼的篇章”。

　　惠宇星戴一副眼镜，有股书生之气。但他有一副粗壮而弯曲的下肢，那是经常踢球的标识。新俱乐部的员工们如今每周要踢一次球，他经常被球迷认出来——当初他捐出“三金”救队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了，很多球迷就此认识了他，叫他“三金哥”。球队解散后，惠宇星的婚期并未公开，但婚礼前夜，突然有20～30个球迷联系上他，说要来给他随份子，“只给钱，不吃席”。还有球迷上来就问地址，婚礼时送来一个大蛋糕，送了就走。“那种西北人的直爽和爱憎分明，在球迷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惠宇星说。

　　长安联合成立的消息发布后，陕西球迷报以极大的热情。会员身份是与比赛套票捆绑销售的，分为不同等级按年续费。惠宇星最初估计能有3000人就不错了，毕竟球队不再是万人自救的长安竞技，级别降至中冠，主场也因来不及设在西安而改在了渭南。但宣言发布一周后，会员人数就冲破了5000人。后台数据显示，并不便宜的1000元档联合会员卖得最好，超过购买人数的一半。

　　就像两个月前的大自救一样，对于一个新生的会员制俱乐部，球迷们也展现出了无尽热情。焦攀清楚地记得，俱乐部的成立公告发布时间也是下午5:20。他当时远在杭州，正开着车，立刻找了个路边停下。花十来分钟仔细阅读公告后，他一口气买了1万元档的参议会员，拥有了球队董事和监事的选举权、投票权以及动议发起权。“只要有球队，我们就支持。长安竞技没了，新球队就是新的寄托。”到2023年11月，球队已有会员近9000人，仅会费收入就超过700万元。

　　此时，团队仍不过4～5人，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球迷和媒体对这家新模式的俱乐部报以了极大关注，惠宇星兼顾着会员、媒体和品牌工作，每天都要对接媒体，给不同球迷解释会员制的具体办法，以及协调不同球票座位的分配，忙得不可开交。一位被张威从公司拉来帮忙的员工，很快因强度过大离职。但他们仍不敢贸然增加人手，因为知道这些资金及性质与过往截然不同，都是球迷的钱。

　　取之于球迷，也用之于球迷。球队为9000名会员都准备了相应礼包。因为没钱雇工人，礼包在哪儿仓储、找谁去装、怎么发货都是问题。惠宇星没办法，找到球迷协会发了一条微博，很快就有几十个球迷跑来，亲手打包了这9000个礼盒，“他们打包的可能就是自己的礼盒”。球队要拍新赛季定妆照，没钱请专业摄影师，一个摄影协会的球迷老师提出愿意免费帮拍，但球队又在场地问题上犯难——原来的训练基地因有欠债无法使用，新球队搬到了市区以西的沣东新区，那里没有凳子等辅助设备。惠宇星又找到球迷协会，对方次日找了十几个球迷开着三辆皮卡车，拉着架子和凳子来了。

　　不过，在一家全新模式的俱乐部，球迷们的热情有时候也是一种压力，尤其是当球队战绩不佳时。因为作为此前非足球专业的管理人士，张威等人可能有进行模式创新的能力，却缺乏球队运营的专业能力。当他们真正深入开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时，才发现这当中的挑战超乎想象。

　　首当其冲就是开销巨大，“那个成本比我们想象的高很多”。原球队是中甲级别的班底，为了让他们留下，张威也按照中甲标准开了工资。一线人的工资占据了支出大头，一场主场比赛的安保费动辄几十万，出征一次客场差旅费也是十几万元。哪怕是在西安，球队的租房、食堂、训练等后勤保障都要事无巨细。但沣东新基地配套不完善，连个正常的餐厅都很少，周边只有一家拉面馆。球队只好给球员们发餐补，让他们每天去拉面馆解决吃饭问题。

　　一些球迷看不下去了。这样下去，球员们怎么保证营养和状态？年过七旬的老球迷张阿姨，在自家煮了一大锅牛肉臊子、外加几大包茶叶蛋给球员们送来；还有一位球迷协会的会长，从市区开着车买了几十箱牛奶送到基地。丁捷回忆，那段时间训练保障上有很大困难，球员们就连去个健身房，都要自己开车去找，“球迷也是看着我们很心疼”。

　　2023年6月，球队沣东开启首堂训练课，备战下一阶段的中冠总决赛。当天就有上千名球迷涌入到场边围观这场训练，人们唱着跳着，还拉起了烟雾。但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负面的声音。有人将长安联合称为“网红球队”，说他们蹭流量和浮躁。这样的声音当然有失公允，但也直指着硬币的另外一面：球迷们殷切期待聚焦在球队上，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就会走向初心的反面。

　　球队在沣东训练后不久，要与西安另一支本地球队打一场热身赛，当天涌来数千名球迷观战。比赛期间，有个别球迷辱骂对方球员，和对方发生了多次冲突。“当时我就在现场，感觉弄得有点乌烟瘴气，政府和安保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事情。”焦攀说，那段时间有关球队的负面多，新球队也很难，他觉得有点窝火，就想给球队做点事情。恰好这时，他在网上看到了长沙有一辆合适的大巴，就想着买下来捐给球队。他特意咨询了几个协会朋友，反对人占了多数。他又去问球队，球队两分钟后回复：“要。”

　　大巴车驶来的2023年8月底，球队正式开启中冠总决赛进程。球迷们的热烈期望，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在中国的联赛体系里，第四级别的中冠尚属业余联赛，只有冲上了职业级别的中乙，他们才能真正自豪地说“西北狼”回来了。压力也在此时达到顶峰——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以特殊方式新生的俱乐部根基薄弱，只有这一次冲击机会。“不然很多事情没办法交代。我说服球员留下，给他们说的就是今年要冲乙，一起去更高平台，而不是靠会员制情怀。给球迷就更没办法交代。哪怕你做了再多的事，只要成绩不好，所有一切会立马归零，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张威说。

　　开赛之后，事情真如张威担心的那样，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9月3日第一场，渭南体育中心涌入25696名观众，一举刷新中冠上座纪录，铁路局还特别开设了西安—渭南的球迷专列。但在现场数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这支中甲班底的球队却被对手1∶1逼平，踢得急躁且没有状态。这在热身赛时就有了端倪，原本该轻取的比赛都打得艰难。

　　张威如今对我复盘，除了训练和后勤保障外，球队的管理当时也走了弯路。“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之后觉得没什么，但我当时刚进入到这个行业中，不知道怎么具体地去管理一支球队，就是捅不破，不知道这层窗户纸在哪儿。”张威说，这涉及球员的人际关系与心态管理，“比如总监、主教练、领队和球员，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怎么去管理等等”。一个例子是，球队建队之初聘请的主教练是一位八一队出身的青训教练，奉行偏军事化的严苛管理，但球队里有不少中甲班底的老队员，哪里受得了这些。很多人还被长安竞技欠着薪水，自认为新球队已牺牲了很多，将帅与球员之间关系紧张。张威还曾和球队约法三章：冲上中乙之前大家都不许喝酒，“最后发现坚持得最好的人只有我”。

　　首战三天后，张威就决定引入外部力量求变，将主帅换成了曾执教过长安竞技的西班牙籍主帅奥斯卡。但第二场，球队还是输了。那或许是球队背负压力最大的一场比赛。在那场远赴廊坊的客场比赛中，球队不仅在换帅后舆论关注度高，其京津冀的球迷协会更是受到捐大巴事件的启发，众筹承包了球队所有的差旅食宿费。现场来了600多名远征的陕西球迷，但结果是残酷的0∶1。有球迷在现场发出“不拼不爱你”的质疑。

　　连续不胜后，所有人压力大增。惠宇星的情绪开始经常崩溃，“有很多次”。他夜里反复失眠，身体累，精神更累。每个主客场，他都要早早去布置看台，回答客场安保诸如“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的质问。球队输球了，他还要连夜在大巴上写战报，同时迎接球迷们的发泄与质疑。有球迷半夜三更打电话，上来就问，球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踢得这么臭。“那时候我就想，我到底在干吗？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工作？我当初毕业时随便找个工作混吃等死、每天下班踢踢球多好？”

　　积压的情绪在第三场比赛后喷薄而出。长安联合要在那场比赛中面对广州影豹，双方的对决被称作“人民的狼”VS“国企的豹”。这样一场焦点大战中，球迷们在赛前打出“态度！精神！西北狼！”“我们需要这场胜利！”的横幅激励士气，但最后却是又一个残酷的0∶1。赛后，渭南的看台一改往日的喧嚣和火热，变得异常安静。球迷们只是无言地注视着球队，用53分钟的沉默来表达愤怒。

　　这可能是中国联赛中耗时最长的一次谢场。球队40多人绕场一周，想要致歉球迷。但他们每走到一个看台的下方，球迷们就转身过去置之不理。任凭球员如何表达歉意，球迷们也很少回应。一种冷漠而强大的压迫下，一些球员眼睛红了。此时，队长丁捷忍不住了。在最大的一个看台前，他面对球迷们的质疑慢慢走到前方，缓缓屈膝，给球迷们跪下了。双膝跪地的他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想要表达歉意。

　　“我是感觉球迷的愤怒和情绪已经达到顶点了。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要放弃球队了，就想去挽留他们，让他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丁捷对我回忆。领队和队友见此赶紧上前扶他，但拉都拉不起来。赛后的舆论因这一跪而哗然，人们褒贬不一，“但我自己不后悔”。

　　必须要做出一些大改变了。那时候，俱乐部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在一种极致的紧张压力中，张威人生第一次在车里连睡了几天，三天只吃了一口饭，处理球队各种事务。眼见着球队在一天天恶化，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是时候把自己也“换掉”了。球队从廊坊返程的当晚，张威就给惠宇星打电话，让他下飞机后赶紧来省体育场附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

　　晚上10点左右，惠宇星赶到，找了一家咖啡馆等张威。等了一会儿，等来的却是张威公司的财务总监，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果然，张威来了后，开口就对惠宇星说，自己刚才去和一家资本方谈判了，决定引入资本进入俱乐部。“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是时候让更专业的人进来了。”张威说得有些悲情。他让惠宇星回去写微信公告，昭告所有会员球迷，“我们明天准备开发布会”。

　　张威的决定，给了惠宇星一种行将就义的悲壮感。他心情复杂地离开了咖啡厅，一进电梯就哭了起来。电梯里还有其他人在，他觉得自己很丢人，但他越擦，眼泪就掉得越厉害，怎么忍都忍不住。“我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会员制要死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心血，这么多球迷的期盼，最后还是要变成资本家的玩物。”

　　惠宇星原本做好了“跟资本死磕的准备”。但几番接触下来，他发现这一次的资本有所不同，“我后来写的会员制章程这些文件，他们都没提什么意见”。

　　张威找到的资方是秦英体育，一家2023年3月起在陕西落地做足球青训的专业机构。无独有偶，其背后的投资人也是一位做互联网行业的高管。这位投资人实现财务自由后，出于爱好和回馈社会的目的投资了足球。“金元足球”教训已足够深刻，他不想烧钱注资联赛，而是基于互联网底层逻辑的思维，把钱投向了青训——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足球最薄弱的地方。全国调研考察一圈后，他们发现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是青训最贫瘠的地方，足球氛围浓厚，却鲜有人才产出，职业队都活不长。投资人于是招募了相关人才落地西安，本打算过几年再涉足职业联赛，但张威紧急找来，让这个机缘大大前提了。

　　当然，这一切都要交给会员来决定。正式的发布会是新俱乐部第一次会员参议会议，秦英体育也派人出席。会上，张威对球队的战绩深深地鞠躬致歉，阐述了想与秦英合作的原因与方案。这场本以为是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交锋，却进行得异常温和顺利。球迷的会上提问，多聚焦在陕西足球过去的伤疤：资本能不能保证球队永不搬出陕西？队名和球衣颜色能不能尊重球迷意愿？资本如何保证不谋私利、保证球迷的话语和权益？

　　“真到提问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球迷的心愿其实特别朴素，都是很基础的问题。”张威回忆，这些原则性问题得到了保证后，事情推进得就比较顺利了。投票结果在48小时后出炉，3337票赞同对373票反对。悬殊的结果说明球队情况危急，也反映着球迷愿意再一次相信资本的能力。

　　秦英体育董事长黄盛华的身份，也说服了很多球迷。他是足球领域一位知名的经理人，在2015年到2022年“金元足球”最鼎盛时期，曾担任广州富力（广州城）俱乐部的董事长，后来又参与了旨在去行政化的中超职业联盟的组建，任筹备组召集人。黄盛华带领的秦英团队在业内拥有不错的资源，正式合作前，曾为球队支援了一些技术分析、体能康复方面的教练，让张威认识到了他们的专业能力。

　　然而，既然是会员制初心的俱乐部，如何保证这种专业资本的进驻不会伤害到球迷？双方股权具体要怎么划分？张威说，其实在成立会员制时，他就想过日后要不要引入资本，因为要活下去就得“联合一切”。这方面他最推崇德甲联赛的“50+1”方案，即外来资本在俱乐部中的占股不能超过50%，以此保障球队利益。在与秦英协商合作方案时，他曾想过是否能效仿德甲、让球迷占多数，但一家中超俱乐部在此时突然曝出转让的新闻——2023年8月底，2022年中超冠军武汉三镇的投资人宣布将停止注资，愿无偿转让俱乐部100%股权，“中超冠军如果都这么转让的话，那整个社会都会认为足球俱乐部是不值钱的”。

　　最后张威提出的方案是，秦英体育占股65%，张威先代球迷持有35%的股份（球迷NGO成立后再捐赠给NGO）。这一比例让球迷会员在法律上享有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如俱乐部章程的修订等等。张威进一步将这一票否决事项囊括到球队队名、地址等文化资产，同时俱乐部9名董事中4名要由NGO推选，秦英至少在5年内不得稀释球迷股份。方案拿到黄盛华和秦英投资人面前，他们同意了。

　　“我们也是看到了会员制的潜力和前景，所以愿意去做一些自我约束，共同去探索这个模式。”黄盛华对我说，在足球领域，他是一个坚信本源力量的市场派，认为俱乐部和联赛都应该实现自我造血。这与他过往的经历相关：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曾在广州的检察院工作了十余年，后因热爱足球辞去公职投身足球，刚一转行就碰上了中超烧钱如流水的年代。在广州富力期间，他见证了同城对手广州恒大的挥金如土，每支球队预算水涨船高，每年从一两亿元涨到八九亿元。“当时我就感到这种模式不可持续。”黄盛华对老板说，这种情况最多持续5年，5年后泡沫必破，该卖的球员趁身价高的时候一定要赶紧卖，“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进取。”

　　为了抗衡恒大，黄盛华需要在广州独辟蹊径，摸索一条差异化和可持续道路。广州富力主打本土化路线。球队在运营上聚焦本地社区，风格贴近南派足球，他还曾提议建设南粤足球博物馆等文化长廊。到他离开时，富力球迷在广州占比已经从5%提升至25%左右，广州富力也一度拥有同时期中超球队对战恒大的最佳战绩之一：6胜4平8负。那之后，黄盛华北上参加中超职业联盟的筹备，写论文建言职业联赛体系改革，但这个旨在去行政化的“管办分离”改革机构却十足难产。离开北京后，他赋闲了一阵，被秦英投资人挖来西安做青训。

　　或许可以说，这刚好是两方对中国足球有所反思的人的一次联合。他们都在泡沫破灭后相信，足球是自下而上的产物，是要夯实青训、社区与球迷等根基慢慢积累的，而并非短期自上而下的一掷千金。在决定引入资本的那一晚，惠宇星就曾问过张威，有没有想过会员投票不同意怎么办？“那我就自己兜底，继续把会员制搞下去。”张威当时已做好了再成立一家会员制俱乐部的心理准备。秦英则对张威和球迷承诺，俱乐部的财务将透明公开，在球队拿到中超冠军前，股东将永不分红。

　　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资方背书，俱乐部还是要以会员制造血为主，“资本只是起一个兜底作用，比如某一天俱乐部在关键时刻急需用钱，投资人可以紧急支援一下。多数时刻我们仍要靠自己。”黄盛华说。秦英最后注资1000万元进驻，定期召开会员会议，向各级会员说明球队运转的情况。张威由此卸任了具体管理职务，只保留董事一职。

　　黄盛华带着秦英进驻后，很快对球队的管理运营做了调整。首先就是球员的膳食，团队在外面专门定制了营养餐，球员终于不用吃拉面了；尔后是完善了训练设备、场地等硬件，甚至还给球员配了球鞋包——这连很多中超球队都没有。秦英也带来了更专业的助理教练团队，包括外籍的体能师和技术分析师。“原来一线队是没有这些的，中冠比赛哪有什么技术分析？这些特别细节的东西，不是专业的人士真的做不出来。”惠宇星说，专业团队也更懂得调整球员心态。他看到，秦英一进来后，“球员那个状态立马不一样了”。

　　来自资方的专业力量，像是给长安联合打了一针鸡血。他们不俗的实力在此后终于被激活了。输给广州影豹后，球队开始从积分榜末端爬升，迎来一波连胜，其中包括多场7∶0、8∶0这样酣畅淋漓的大胜。最后一场比赛前，他们离冲乙目标近在咫尺。只要赢下这最后一场，就能冲上中乙。

　　那似乎是一次命运的安排，最后一轮的对手刚好是客场面对广州影豹。这场关键决战中，近2000名陕西球迷涌入了对手位于广州大学城的球场中，他们的高歌声浪远远盖过了稀少的主队球迷。现场甚至有不少广州本土球迷也为陕西队加油。

　　在球迷的声声助威中，陕西队势如破竹，上半场就2∶0领先，最后2∶1拿下，成功完成了冲乙。比赛结束的那一刻，球员们、教练们纷纷冲向球迷们，高歌欢庆，共喊西北狼的口号。此情此景，让不少人留下了喜悦的泪水，他们的欢庆持续到广州大学城的深夜。一片欢呼中，黄盛华眼含热泪，只说了一句话：“陕西球迷，我必不负你。”

　　张威留在陕西见证了这一幕。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球队局势一度又紧张起来，他也跟着心情紧绷，最后长叹一声，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时隔214天，陕西足球重回职业联赛。“终于给大家一个交代了，一切过去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陕西足球一段历史的结束，一个新模式的开始。”

　　冲乙后的大欢庆中，惠宇星心情复杂。面对记者递来的话筒，他甚至说自己有点难过，“因为觉得我们非常不容易，选择了一条非常困难但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惠宇星有一种预感，球队升上职业联赛以后，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关于未来，我能看到的全是问题和挑战”。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家俱乐部正在渐渐迈入正轨，但历史的欠债仍影响着他们：长安竞技解散后，有被欠薪的外援将长安联合告到了国际法庭，默认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要打国际官司追讨薪水。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俱乐部决定改名。由于事关重大，经球迷投票决定，俱乐部名称由陕西长安联合改为陕西联合。

　　球迷的期望也变得更高了。会员制让球迷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一种疯狂的热情正围绕着这家俱乐部。现在俱乐部有30～40名员工，很多人的社交账号、联系方式都对球迷们公开，双方经常互动。一些球迷会私信问球队的训练和热身赛时间。问得多了，球队就主动公开每周的训练日程，附上“请沣东教练组查收”。新赛季的准备工作尤其繁忙，一些球迷会紧盯着俱乐部的任何细微工作。比如某一天天气晴朗，“今天适合拍宣传片，赶紧去”，如果公众号上写了任何一个错字或数据，也会有球迷立马找来问责，“下次切记别犯了，这代表俱乐部的形象！”

　　某些时刻，球迷们展现的过度热情，也是一种对运营的困扰：如何保证球迷的话语权，但又不丧失俱乐部管理的专业性？这当中少不了双方彼此的磨合。曾有几位参议会员对俱乐部董事提出，“你别老让我们投票，也让我们参与点别的，比如球队的引援”，但这可是主教练专业范畴的事。俱乐部也曾犯过错，在发售新赛季套票时，他们按传统思路“锁住”了一些好看台的位置，分配给了大型的球迷协会，招致很多会员不满：会员的权益如何保障？与协会球迷的利益孰轻孰重？黄盛华知道后大发雷霆，赶紧让人把看台“解锁”。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俱乐部。”十余年的检察官经历告诉黄盛华，这样一家全新模式的俱乐部急需扩充人手，但程序正义十分重要，很多事务、流程和规章制度都要重新梳理好。他让惠宇星去翻阅了很多法律文件和俱乐部议事章程，拟定了一份更完善的会员机制。如今陕西联合的会员按照年费和年龄段分为参议会议、联合会员、普通会员、青年会员以及Mini会员五档，联合会员、参议会员享有投票权，可参与俱乐部董事、监事的选举。俱乐部每月要举行一次恳谈会，每三个月一次参议会议，每年一次会员大会，以沟通、投票表决俱乐部重要事务。

　　惠宇星被多方推举为俱乐部监事。他没有企业管理经验，最近正因一个开会办法而犯难：俱乐部要成立一年了，即将召开走上正轨后的董事会，但董事会要讨论哪些内容？对于俱乐部这样的专业机构，董事权责又要如何划分，以确保他们不会干扰到专业的竞技领域？他只好又去研究《公司法》。而此时球迷那一方，已经有会员率先按照章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益了。

　　2023年设计会员制时，张威曾承诺：2023年购买的创始参议会员、联合会员将被赠送一件2024赛季的比赛服。但后来因管理层和赛季更迭，小程序上有部分会员的数据丢失了，人们对“比赛服”的理解也有了差异：这一比赛服是指正品球衣，还是普通的助威服？后者好说，但如果是前者，俱乐部将多掏100多万元的成本——这足以让他们购买一个强力前锋了。

　　2月底的月度恳谈会上，球迷们就把这事提了出来。有15位参议会员按照流程，在会后共同发起《动议申请报告》（2024001号），提出“因花费数额巨大，向2023年会员赠送何类服装应由会员投票决定”。这大概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有球迷正式向俱乐部发起动议。黄盛华不敢怠慢，采访当天还在跟同事逐字敲定回函内容，同意该申请并发起投票，标题是仔细斟酌的《陕联动回字》（〔2024〕001号）：“这是陕西联合足球俱乐部历史上首次参议会员提起动议，对会员制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两天后，投票结果出炉，助威服以微弱优势获胜（1504票VS 1290票），俱乐部省下了一笔不菲成本。“其实大部分球迷都有一种沉默的理性，他们是为球队好的。”惠宇星说。

　　陕西联合的会员制建立起来后，也在足球圈内引起了很多关注。不仅有20%的会员球迷是外省籍，来找他们交流、取经的俱乐部也很多，大家都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表示好奇。实际上在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发文提出“试点探索俱乐部会员制”“鼓励俱乐部发展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陕西联合是第一家真正实践的案例。找来交流的球队中，有股改完成的中甲球队辽宁铁人，还有一家南方的国企股改俱乐部，他们甚至在交流时表示，愿意接受球迷占多数股权的“50+1”；也有一支西部的俱乐部，找来时连球队都没组建，回去就照搬了文件招募会员。“中国足球已经跌落到谷底，现在正处于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急切地都在想改变。”黄盛华说。

　　但所有一切的前提，都是会员制必须要有充盈规模，这样才能自我造血生存。站在更高级别的中乙舞台后，陕西队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扩充营收。新赛季中，俱乐部对球队的预算增至3000万元，未来的目标是冲超乃至亚冠。绝大多数花销，都要靠自己去挣。

　　文翊汀是俱乐部的总经理，负责俱乐部的商业板块。与多数同事们不同，文翊汀并非一名球迷，此前在当地做教培行业，后被秦英投资人挖来做青训的校园对接，进而接过了俱乐部的市场开发。在这个足球圈陌生人的眼里，过往中国俱乐部的收入无非就是门票、冠名赞助或球衣广告等品牌曝光，方式传统，营收很难拓宽。“足球受众群体很广，但过去很多俱乐部一直没法下沉到社区和市场中去。”文翊汀以市场人的直觉认为，“不懂足球不是我的短板，相反我没有那些传统束缚，可以撒得更开。”

　　在他的调整下，陕西联合的会员制进一步拓宽了企业会员，吸引了一些当地家居、餐饮品牌进入。球迷会员可以去这些门店享受消费折扣，企业也有了球迷群体的消费者和收入。“我是希望把俱乐部变成企业客户的一种新的增收渠道，同时也成为球迷的一种生活方式。”文翊汀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做直播带货。每周五晚7点，他都会来到俱乐部办公室，面对灯光和镜头滔滔不绝讲上5小时。黄盛华有时候也会参与，实时与球迷们答疑互动。

　　俱乐部与球迷最大的互动，是章程中承诺的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2023赛季冲乙成功后，这个事项被提上日程。要怎么去办这一场直面所有球迷的大会，俱乐部里没有人有过经验。一位同事先是写了一份照本宣科的方案，文翊汀看后觉得没有意义，于是亲自参与了策划。两个月的准备过程中，他开始不停地问同事一些有关陕西足球的问题：为什么陕西的球迷这么疯狂？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一点一滴地了解了种种往事后，文翊汀逐渐有了一个想法：不如把陕西足球过往的功勋都请回来，跟球迷们见上一面吧。“球迷们很不容易，我们是想对他们做一次大的回馈。”文翊汀说，整个大会的预算做下来有200万元之多，但俱乐部决定要办就大办。后来公布的财务数据表明，如果除掉会员大会的花费以及给球员的冲乙奖金，俱乐部去年已几乎能实现盈亏平衡。

　　2023年12月23日18点，近万名会员涌入了渭南市体育中心，参加陕西联合的第一次会员大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一批闪烁的无人机组成了陕西联合的狼头队徽，高悬在体育场上空。在这个狼头的照耀下，20多年来曾在陕西闪耀的足球名宿悉数登场，卡洛斯、马科斯、毛罗、江洪、朱永胜、赵昌宏等等。他们代表了陕西足球的不同时代。

　　正是在准备这场大会的过程中，文翊汀才恍然发现，原来早在20多年前，自己曾和陕西功勋主帅、被誉为“狼王”的巴西人卡洛斯合过影。那还是陕西国力的年代，文翊汀当时是一名大学生，在一家咖啡店勤工俭学。一天晚上，老板说今晚要来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让他到时候记得给他照相。于是，这个当年20多岁的年轻人找人拿起胶卷相机，跟卡洛斯照了一张合影。20多年后，当年的年轻人长成了中年人，将卡洛斯请回了中国。当年意气风发的主帅，如今也是76岁的白发老人。他对文翊汀说，自己非常感激，这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回到中国。

　　“人生真是很奇妙。所以仔细去了解，你会发现足球是有魅力的，是人们感情的重要寄托。”文翊汀说。大会开幕之前，他专门设计了一个开场节目，让一个经历了三代陕西队的球迷代表，站到台上讲述自己与陕西队的情结。故事伴着精心制作的视频画面，球迷讲到哪儿，视频就播到哪儿。画面上，有陕西球迷热情的呐喊，也有那些让人心碎的至暗时刻。节目的最后，这位球迷一一高喊那些逝去的名字，数万球迷也挨着呼喊回应。凛冽的寒风中，球迷最后喊得背过身去，抹起了眼泪。而那一瞬间，文翊汀也和无数球迷们站在台下，泪流满面。

　　新买的大巴要有球队涂装，焦攀不会弄，一位在同济大学读车辆工程的学生听说后，坐了廉价的中转航班赶来帮忙。酷暑的长沙高温难耐，接近40℃，夜里充斥着汗水的味道和蚊虫叮咬，好几个老乡忙活了一周才弄完。两位持证的球迷自费跑到长沙，连夜轮轴将大巴开上了回家的高速。车到陕西境内，雨季突降，高速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但一位来自商洛农村的球迷，还是特意从家里步行一个多小时，只为在高速边目睹车一两秒的真容。这位球迷拍下的视频里，那辆二手宇通大巴已从蓝色变成了威慑力十足的黑红色，在大雨中疾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