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调查，大部分俱乐部每年亏空都有几千万，能独立经营的几乎没有。云南红塔六年投入6个亿，受益甚微，最后不得不退出止血。各俱乐部缺乏足以支撑盈利的收入模式。广告靠的是冠名赞助商的输血，球员买卖不过是关上门自家的零和博弈，门票收入难以平衡比赛开支，产品开发鲜有盈利，电视转播权被足协把持。

　　没有好的经济效益，也就很难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国外，特别是欧洲，繁荣的职业联赛带来了蓬勃发展的产业链和大量的就业机会。一支球队比赛，仅比赛日一天就需要200名临时工，而相关球迷产品的开发以及强势的足球文化更是对文化、娱乐以及其他产业起到了强大的拉动作用。而与之相比，国内的联赛收效却不明显。在强调体验的今天，中国足球带给人们的感受距离人们心中期望的还有很大距离。

　　与大部分媒体一样，足球也存在着二次售卖的过程。球员是内容的制造者，他们把内容制造出来以后，售卖给观众，完成第一次售卖的过程；然后再把观众售卖给广告商，完成第二次售卖过程。在俱乐部的收益里边，比赛日收入和电视转播权收入……[详细]

　　足协这个保姆不断的为各浪荡公子俱乐部擦不干净的屁股时，本应该坚决果断地用砂纸或者金刚砂轮来处理，但因为总是害怕处理得不当，所以擦得不干净。臭烘烘的让人恶心，还引起了瘙痒、痔疮，最后导致了直肠癌的发生！得了癌症该怨谁呢？保姆照顾不周，开除保姆就成了最好的办法！可癌症的根源不全在保姆，所以开除了保姆后，还得在足球上面搞出点东西来，这就全看俱乐部的了！其实，事情搞得好不好，不在形式，而在于参与者是否按规矩办事。只要有了规矩（当然，不是指所谓的行规），并按照规矩来办事--也就是说，只要俱乐部站直了，中国足球，绝对趴不下！

　　国安、实德等足球俱乐部老板有意另起炉灶，自立山头，这当然有可能创造一个彻底市场化的足球联赛机制，然而是否是一厢情愿还值得研究。足协尽管是官办的，却是受到国际足联承认的机构，只要它没有不遵守国际足联章程的相关行为，则不要指望国际足球这个体育组织将其开除。因此，国安、实德等足球俱乐部老板的山头要取得合法性，实在很困难，更何况政府的民政部门更可以不承认你这个社团组织。总而言之，想另起炉灶的可行性实在渺茫，他们之所以向媒体披露另起炉灶的想法，作秀而已，其最大的目的无非就是迫使中国足协进一步低头认罪。这样一来，中国的联赛将在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开展，其前景将更加一团糟。

　　翻开历史，翻开中国足球的疮疤，不由觉得心理很苍凉。一个已经去世的龚建平并没有换来中国足球环境的清洁，而现在一个周伟新的判罚，无论对错也不过是一种交易，一种妥协而已。国安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惟一能够满足他们面子的，不过是足协在威逼之下，承认了裁判的错误罢了。国安的损人不利己，足协的无能，让这个笑话在今天划上了一个问号。而这出闹剧最后带给中国足球究竟是悲是喜，也许不同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答案，但我们清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罢赛可以协商，客大欺店。这只是中国足球一种必然的悲哀而已，因为没有了球队，足协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中超在其元年便行将崩盘，由此可见，凡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一切工程注定是要垮掉的，这不会以阎世铎、李世铎或是王世铎的意志为转移。足协是该顺应各俱乐部的要求放下架子，一起坐下来协商救赎联赛之策了，不能怕大权旁落，既得利益受损。也许让中超诸候成立联盟委员会，经营者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对违反规则、使所有经营者利益受损的参与者群起而逐之，彻底改变足协既是联赛的管理者、又是经营者的角色，才会有人和你玩下去，也才是对中国足球的真正负责之举。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足球存在的问题只有、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愿大乱者大治也！

　　为了解决收入畸高的问题，足协先后几次发布限薪令。1999年，足协规定，职业球员的月工资不能超过1.2万，单场比赛赢球奖金不能超过40万。这一规定实质上成了一纸空文。2004年，足协再次颁布限薪令，俱乐部一线队球员教练员的税前年度工资总额，不得超过俱乐部当年运营收入的55%,违者重罚。媒体和俱乐部众说纷纭。有人说，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一个企业发给职工多少薪酬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企业之外的任何组织无权干涉。限薪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也有人认为，限薪实在是明智之举球员的薪资支出已对俱乐部经营造成很大压力。不管怎么说，俱乐部居高不下的人力成本成为俱乐部沉重的支出负担已是不争的事实。

　　2004年是足球的狂欢年，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接踵而至。在这些大型赛事的夹缝之中，即使是盛大的第三届足球博览会也不能够让楼世芳、杨楠，或者是吕锋、王国林兴奋。因为，他们从中超联赛或者是中甲联赛中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希望。而且，一直以来，球赛的上座率只有1/6。“我们能够容纳6万人的体育馆，只有1万人的上座率。” 沈阳金德俱乐部总经理何兵说。CCTV-5更是无法顾及他们，网络上的报道也略显单薄。

　　足球产品在国内的开发和经营尚处在空白阶段，就算处于整体经营环境最好的上海，申花俱乐部在足球产品开发这块也是刚刚起步。座落在四川北路2162号的申花会馆是今年3月开张的申花用品专卖店和球迷酒吧。专卖店店长介绍说：“我们每天销售额平均四五千元，周六周日能到七八千，比赛日就会多。”按每天5000元计算，一年销售额能达到180万。除去成本，正像总经理楼世芳所说，会馆一年的收益不过100万，而相对于6000万元的收入，的确只是九牛一毛。

　　中国足球俱乐部在运作球员这方面却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悖论。一方面要靠引进大量优秀球员以提高整个球队的整体实力，从而带动球票、广告等收入，然而俱乐部却被高昂的费用所累，背上沉重的负担，最后让赞助企业埋单；另一方面，俱乐部又想把出售球员作为今后大力发展的赢利方向，希望球星的价格飞上天。需要买进的产品正好是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就等于一个企业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技术服务提供商又是技术应用商。